法国天主教“十字架报”日前刊登专稿《中梵秘密协议签署八年后：中国的主教团呈现怎样的新面貌？》，指出近年来，中国正在涌现出新一代主教。他们更加年轻，接受教育和培养的环境受到北京的严格管控。这些人既体现了2018年圣座与中国政权签署的秘密协议所取得的进展，也折射出该协议所存在的各种模糊与矛盾。在今天的节目中就为您介绍，十字架报的这篇报道。
一百年前的1926年10月，圣座在四年前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宗座驻华代表——枢机主教赛苏· ·康斯坦蒂尼（Celso Costantini，1876—1958），他的中文名是刚恒毅，在抵达罗马的次日，觐见教皇庇护十一时，向教皇致歉，因为随他从上海启程，经历一个多月航程的六位中国神父，还没来得及换上罗马教廷的法袍。但庇护十一挥手示意不必在意，随后张开双臂拥抱了他们，并说：“中国衣袍就行了”。刚恒毅红衣主教后来在回忆录中详细讲述了这一幕。
1926年10月28日，庇护十一在圣保罗大教堂亲自为这六位中国神父覆手祝圣。他们由此成为继17世纪末罗文藻主教之后，首批获得罗马天主教廷祝圣的中国主教。
当时，罗马教廷希望在传教区进行“去殖民化”。1926年2月28日颁布的通谕《教会事务》（Rerum Ecclesiae）呼吁培养本地神职人员。一个世纪后，中国教会的自治却几乎以截然相反的形式浮现：教廷当年希望使中国本地神职人员摆脱外国势力的监护；而如今，面对在习近平领导下、正大力推行大规模宗教“中国化”的共产党，教廷却力图维护自身的治理自由。
年轻的主教团
百年后的今天，情况究竟怎么样的呢？10月15日，丁祖耀被祝圣为东部沿海海门教区的主教。他的任命书虽然是在8月24日签署的，但直到祝圣当天才正式对外公布。自2018年梵蒂冈与北京签署的、为调和“官方”与“地下”教派的秘密协议生效以来，他是第19位获得中国政府承认并在教皇批准下祝圣的主教。在这19位主教中，11位是在教皇方济各任期内祝圣的，8位是在教皇良十四上任后祝圣的。
丁祖耀主教出生于1986年8月，晋铎成为神父还不到十五年。他是新一代主教中最年轻的一位：主教祝圣的平均晋牧年龄从已从方济各时期的54岁降至良十四时期的50岁，而2026年晋牧的五位主教的平均年龄更是低至46岁。据天主教网站GCatholic的统计，全球约5400名主教中，仅有24位是八零后，其中4位是中国人。
中国的这些新主教大多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神职圣召热潮”的产物，而如今神学院却正遭受神职圣召危机的严重冲击。人类学家兼神学家米歇尔·尚邦解释说：“北京只能从日益萎缩的人才库中选拔人才，并还要确保这些人的忠诚”。据一位消息灵通人士的回忆，新主教的前辈们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1966-1976 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神学院重新开放后才被祝圣的，此前神学院被迫关闭数十年。对“他们的培训不足：无论是师资还是教材，都极其匮乏”。
这些背景资料还揭示了什么呢？几乎所有神职的人选都来自教区内部。今年夏天被任命为大同教区主教的刘红刚主教，自2005年起便已负责管理该教区。在19位梵蒂冈任命的中国主教中至少有6人曾在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就读或任教，这家神学院是1983年在中国爱国天主教协会的推动下成立的。新主教团中另有8人曾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学习：姚顺在美国，冀伟忠在德国，丁阳在罗马和澳门……一位消息人士提醒说，这只是相对开放的态度，因为“有些人有时在国外只待了一年。”
2028年的最后期限
那么，签署八年后，中梵协议的进展如何呢？神学家米歇尔·尚邦认为，这19项任命证明该协议的进程运转良好：“可以谈论关系正常化。当然，过程中难免有起有落，但事情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一些对协议持更为批判态度的人则认为，当前局势背后存在明显的不对等关系，这对罗马教廷不利。“最初，梵蒂冈希望任命三名候选人，是三位。但实际上，最终只选出一名候选人，而且梵蒂冈还可以拒绝，这种情况以前也有时发生的”，消息人士如是道，并对中国官方机构事先组织的“虚假选举”表示遗憾。
2025年4月底，北京不等新教皇的选举结果出炉，便在上海教区“选举”出吴建林、在新乡教区“选举”出李建林担任主教，而新乡教区当时已经有一位获得罗马承认的主教。次年夏天，良十四正式任命他们。知情人士继续说道：“当局希望确保万无一失，以防新教皇上任后出现政策变化。”
中梵协议在2024年10月续签四年，将于2028年到期。教皇良十四将作何反应呢？一位梵蒂冈消息人士表示：“现阶段尚无法确定”，他认为该协议“虽非理想之选，却是唯一可行的方案”。他还表示，一切都将取决于梵蒂冈的下一任国务卿，“这一人选将起决定性作用”。现任皮耶特罗·帕罗林枢机主教自2000年代以来，一直是与北京进行谈判的梵蒂冈国务卿，他是圣座外交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的继承者。该派系源自阿戈斯蒂诺·卡萨罗利枢机主教，他是梵蒂冈针对共产主义政权“东方政策”的缔造者。“帕罗林枢机主教代表的是经典、务实的梵蒂冈外交。至于其继任者，则需拭目以待。”
行政限制
在日常工作中，中国主教们每天的日程安排似乎都被政治和行政事务占满了：与政府的会晤、强制性培训课程……“这浪费了太多牧灵工作的时间，”米歇尔·尚邦遗憾地表示。他回忆说，一位中国主教“参加关于防火或环境标准的会议，每周轻轻松松就要花去三天的时间。另据知情人士透露，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宗教真正的权力掌握者似乎更多是各省宗教事务局的负责人，他们甚至有权直接任命或调动神父。
一位对该领域拥有公开信息渠道的专家指出：“有些中国主教千方百计试图与政权的党羽保持距离，而另一些则非常顺从，”。这与他们的前辈们有所不同，后者“往往是违心而为，或心怀愧疚地服从：他们深知自己的合法性更多来自北京，而非罗马教廷”。不过，这位专家拒绝将“忠于教皇”的教会与“忠于党”的教会对立起来，他说“人们并未意识到，中国官方教会的主教们背负的十字架是多么的沉重……”
近三分之一的教区席位空缺？
在中国究竟有多少教区处于空缺的状态呢？文章称：很难给出确切的数字：梵蒂冈的教区地图与中国官方地图基本一致，但在教区的划分上约有四十个教区存在差异。教区合并的现象日益增多，如宣化教区和西湾子教区这两个地下教会的“据点”已经被并入了张家口教区。西湾子教区的主教已成为新任官方主教的辅理主教；宣化教区的主教则已退休。在中国官方地图上，约有30个教区，即近三分之一的教区没有主教；而在罗马教廷的地图上，该地图仍包含1949年前的传教区，超过一半的教区空缺。神学家尚邦认为，这些空缺并不急于填补，“45岁或50岁被任命的主教将在未来20或30年内任职。因为无法定期进行更换主教，教廷不愿操之过急。”
此外，还有一些持续不断的争议。据了解，温州“地下”主教邵祖民（Pierre Shao Zhumin）虽经常被当局“送去旅行”，但他拒绝让步；在他的教区里，一名神父和两名修女因“非法出国朝圣”而被监禁。“这是向他施压的一种手段”， 一位消息人士如是说，且北京方面似乎已经在物色他的继任者。在齐齐哈尔教区，长期以来一直支持中梵协议的魏景义主教，据消息人士称目前被软禁在家。在新乡教区，李建林主教已被祝圣，而他的前任张维柱主教自2021年以来一直被拘留。罗马教廷在2025年8月11日接受了他的辞呈，就在当天，教皇良十四任命了他的继任者。而保定教区的苏志民主教至今仍杳无音信，他最后一次露面是2003年，在一家医院里被人看到……
8月23日，历史学家安东尼·克拉克在《天主教世界报道》上转述了一位中国地下主教的匿名证词：仅在福建一地，自2018年以来就至少有十位主教被秘密祝圣，来“确保教会的生存”。这一信息无法核实。一位梵蒂冈消息人士证实说：“如果没有罗马教廷的授权，这些主教将被视为分裂分子，并面临绝罚（也就是开除教籍、逐出教会等惩罚。是天主教最严厉的惩戒措施）”，该消息人士还将他们的处境与勒菲弗派的情况相提并论：“他们是主教，圣事的价值不容剥夺。但他们的祝圣是不合法的”。不过，另一消息来源估计，未被北京承认的地下主教总数“不足十位”，法国《十字架报》未能核实这一数字。
在神职人员短缺和监管日益加强的背景下，有人看到了最后一丝慰藉：“在年轻天主教徒中，中国的官方教区与地下教区之间的界限正在模糊，”一位消息人士补充道，“这些事情大多还是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