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之锋早前在民主派初选“47人案”中，被裁定“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判囚四年八个月，原本预计于2027年1月获释。
在这宗新案件中，法官以十三年作为量刑起点，考虑黄之锋认罪及求情时表达悔意，将刑期减至十年。不过，由于法院认定案件属于《香港国安法》规定的“罪行重大”，刑期不能低于法定最低十年。
法院同时批准新案与“47人案”余下两个月零两日刑期同期执行，因此黄之锋预计将服刑至2036年11月，届时约40岁。
法院认为，黄之锋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继续参与所谓“国际战线”，包括透过社交媒体传播呼吁外国制裁香港及中国政府的信息，因此构成持续犯罪。
不过，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高级研究员黎恩灏认为，这宗案件最大的争议，在于控方所依赖的大部分事实，其实发生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前。
“控方及法院所指控的大部分行为，都发生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前。而控方能够依赖作为持续犯罪证据的，主要只是黄之锋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分享及转发资讯。”
判词指出，虽然法院并非直接依据《香港国安法》实施前的行为量刑，但认为这些行为可以作为背景，用以理解法例实施后的行为。
黎恩灏认为，这正是案件最值得讨论的地方。
“法院认为，《国安法》实施前的行为可以作为背景事实，用以判断其法例实施后的行为性质。外界根本无法知道，法院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参考了这些法例实施前的行为，来判断案件究竟属于『性质严重』还是相对较轻。”
黎恩灏进一步指出，如果真正遵守刑法“不溯及既往” 原则，法院便不应把《香港国安法》实施前的行为纳入考虑。
不过他指出，由于黄之锋已经认罪，法院毋须逐一审查证据，因此在判断案件是否属于“罪行重大” 时，拥有相当大的裁量空间。
“法院事实上拥有相当大的裁量空间去认定其行为属于'性质严重'，因此适用最低十年的刑期。”
除了刑期本身，黎恩灏认为，这宗案件反映法院对“勾结外国势力” 的诠释正不断扩大。
“没有人能够确定，仅仅是在网上表达意见、分享资讯、转发文章，究竟什么时候会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敌对行为，甚至构成勾结外国势力。”
判决公布后，多位黄之锋昔日战友亦公开发声。
被法院指为同案主脑、目前流亡海外的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接受海外香港网媒《绿豆》访问时表示，自离开香港后，已没有再与黄之锋联络，并认为控方提出两人串谋的证据薄弱。
谈到黄之锋未来仍要在狱中度过漫长岁月时，罗冠聪哽咽流泪表示，“分開的時間，比見面的時間還要長” 。
罗冠聪其后在社交平台表示，这宗判决反映香港的政治异议空间已经“消失殆尽”，而“监禁已成为新常态”。他呼吁香港人民“即使身处绝境，仍有选择坚强的自由，而自由需要大家主动选择和坚持。”
而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区副主任白舒然（Sarah Brooks）表示，她并不意外黄之锋再次被起诉，但十年的刑期，仍然令人震惊。
“控方所指控的所谓犯罪行为，其实根本不应被视为犯罪，而只是正常行使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
白舒然认为，在黄之锋原定获释前数月再加控、再判刑，不仅影响黄之锋个人，更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这意味着黄之锋几乎整个青年时期，甚至直到接近中年，都将在监狱中度过。我认为，这更像是一种带有报复意味的惩罚。”
白舒然认为，这宗案件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它对香港社会未来的影响。
“它再次压缩了法院、警方以及香港社会所认为属于合法表达意见、合法参与公共事务和讨论人权议题的空间。这部法律无论在条文设计还是实际执行上，都存在极其模糊、极为宽泛的问题，以致几乎完全缺乏国际人权法所要求的法律界限。”
白舒然认为，这宗案件向香港社会发出了一个清晰讯号。
“这向社会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讯号：当局不会容忍任何批评声音，并愿意不惜一切代价运用《香港国安法》，以实现其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