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只要瀏覽一下示威者高舉著的橫幅就不難看出，示威者最主要的訴求就是要求一個分配更加公平的社會，一個公共服務獲得充分保障的社會，一個能使年輕人對未來懷有期待的社會。確實，延續將近五年的俄烏戰爭以及中東的動盪局勢使整個社會尤其是年輕人缺乏安全感，對未來的擔憂以及對政府似乎無意應對他們的訴求的憤怒是他們走上街頭的直接導火索。與此同時，由於氣候變化以及環境惡化而引發的擔憂，被心理學家們叫做生態焦慮的精神狀態也是年輕人示威抗議的一大因素。瑞典氣候活動家葛麗塔·童貝里上週在巴黎近郊聲援抗議時受到熱烈的歡迎就足以彰顯這一點。
生態焦慮日益加劇
2018年葛麗塔·童貝里最早發起氣候罷課時，今天的中學生當時都還是兒童，十年間，她使年輕人意識到氣候危機的嚴重性，2021年她在聯合國講壇譴責各國政府不作為的著名的「巴拉巴拉」演講揭穿各國政府在氣候行動上應對不力的事實，她的言論激勵了歐美各地民眾掀起一場又一場的大規模的氣候示威活動。不過，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之後，氣候議題似乎逐漸退居二線，然而，民眾對氣候環境的擔憂卻並未因此而停止，尤其是歐洲最近兩年夏季的連續高溫使人們意識到氣候危機事實上就在他們身邊，當那些居住在巴黎傳統建築頂樓最高層的狹小的學生住房中的年輕人因天氣炎熱而無法正常學習生活時，他們的生態焦慮只會有增無減。
法國領先的生態焦慮觀察機構Obseca上個月公佈的數據顯示， 2026年，已有超過1500萬法國人受到生態焦慮的影響。而2024年這個數字為1250萬，也就是說，在短短的兩年內，患有生態焦慮的人的人數增加了20%，而且今天還有「260萬法國人陷入最高級別的生態焦慮」。
雖然生態焦慮涉及社會所有階層，影響各個年齡段，不過，年輕人無疑是生態焦慮的主要受害者，調查顯示，15-24歲年齡段的人群生態焦慮程度最高。「顯著高於」 35-64歲年齡段。對法國環境與能源署的專家來說，有生態焦慮的人是「生態先知」，這意味著他們不僅意識到未來的風險，而且也意識到為了在未來的環境生存必須現在就採取行動」。
政府有何責任？
不過，問題也就在於如何採取行動，應該說近年來在氣候環境領域不斷後退的法國政府也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年輕人的生態焦慮。記得2019年法國政府接受了黃背心運動的一大訴求，成立了一個由包括科學家，企業家，環保人士以及普通民眾組成的公民氣候委員會，委員會經過近一年的工作，最終向政府遞交了149條建議，這些建議受到法國民眾的普遍歡迎，然而，到今天，受到國民議會審議的建議依然寥寥無幾。
再比如說，今年七月，一個由法律系的女大學生向國民議會遞交的反對恢復使用一種已經被禁止的農藥的簽名書在短短的幾週內就獲得了兩百多萬人的簽名，而政府最終卻依然屈服於強大的機械耕種農業工會的壓力而恢復對農藥的使用。也就是說，法國政府對年輕人的生態焦慮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最後，在氣候環境議題上的代際落差是有目共睹的，而且這也十分符合邏輯，年輕人自然比已經退休的老一代更加關注自己的未來。
兩週前，在法國巴黎精英雲集的擁有一百多年歷史的科研機構，亨利·龐加萊研究所（Institut Henri-Poincaré）舉行的一次有關數學與人工智能的研討會上，與會幾乎所有的年輕學者都反對在數學研究鄰域使用人工智能模型，雖然他們也承認可以加速專案的進展，但是對他們來說，開發人工智能所造成的環境影響遠遠高於其可能帶來的收益。而年紀較長的學者顯然缺乏同樣的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