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只要浏览一下示威者高举着的横幅就不难看出，示威者最主要的诉求就是要求一个分配更加公平的社会，一个公共服务获得充分保障的社会，一个能使年轻人对未来怀有期待的社会。确实，延续将近五年的俄乌战争以及中东的动荡局势使整个社会尤其是年轻人缺乏安全感，对未来的担忧以及对政府似乎无意应对他们的诉求的愤怒是他们走上街头的直接导火索。与此同时，由于气候变化以及环境恶化而引发的担忧，被心理学家们叫做生态焦虑的精神状态也是年轻人示威抗议的一大因素。瑞典气候活动家格蕾塔顿博上周在巴黎近郊声援抗议学术时受到热烈的欢迎就足以彰显这一点。
生态焦虑日益加剧
2018年格蕾塔顿博最早发起气候罢课时，今天的中学生当时都还是儿童，十年来，她使年轻人意识到气候危机的严重性，2021年她在联合国讲坛谴责各国政府不作为的著名的巴拉巴拉的演讲揭穿各国政府在气候行动上应对不力的事实，她的言论激励了欧美各地民众掀起一场又一场的大规模的气候示威活动。不过，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气候议题似乎逐渐退居二线，然而，民众对气候环境的担忧却并未因此而停止，尤其是欧洲最近两年来夏季的连续高温使人们意识到气候危机事实上就在他们身边，当那些居住在巴黎传统建筑顶楼最高层的狭小的学生住房中的年轻人因天气炎热而无法正常学习生活时，他们的生态焦虑只会有增无减。
法国领先的生态焦虑观察机构Obseca上个月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6年，已有超过1500万法国人受到生态焦虑的影响。而2024年这个数字为1250万，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两年内，患有生态焦虑的人的人数增加了20%，而且今天还有“260万法国人陷入最高级别的生态焦虑”。
虽然生态焦虑涉及社会所有阶层，影响各个年龄段，不过，年轻人无疑是生态焦虑的主要受害者，调查显示，15-24岁年龄段的人群生态焦虑程度最高。“显著高于” 35-64岁年龄段。对法国环境与能源署的专家来说，有生态焦虑的人是“生态先知”，这意味着他们不仅意识到未来的风险，而且也意识到为了在未来的环境生存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
政府有何责任？
不过，问题也就在于如何采取行动，应该说近年来在气候环境领域不断后退的法国政府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年轻人的生态焦虑。记得2019年法国政府接受了黄背心运动的一大诉求，成立了一个由包括科学家，企业家，环保人士以及普通民众组成的公民气候委员会，委员会经过近一年的工作，最终向政府递交了149条建议，这些建议受到法国民众的普遍欢迎，然而，到今天，受到国民议会的审议建议依然寥寥无几。
再比如说，今年七月，一个由法律系的女大学生向国民议会递交的反对恢复使用一种已经被禁止的农药的签名书在短短的几周内就获得了两百多万人的签名，而政府最终却依然屈服于强大的机械耕种农业工会的压力而恢复对农药的使用。也就是说，法国政府对年轻人的生态焦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最后，在气候环境议题上的代际落差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这也十分符合逻辑，年轻人自然比已经退休的老一代更加关注自己的未来。
两周前，在法国巴黎精英云集的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科研机构，亨利·庞加莱研究所（Institut Henri-Poincaré）举行的一次有关数学与人工智能的研讨会上，与会几乎所有的年轻学者都反对在数学研究邻域使用人工智能模式，虽然他们也承认可以加速项目的进展，但是对他们来说，开发人工智能所造成的环境影响远远高于其可能带来的收益。而年龄较长的学者显然缺乏同样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