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放缓正在催生一代“迷失的年轻人”。他们曾被教导勤奋工作就能换来光明未来，如今却发现好工作越来越难找，人生的重要里程碑遥不可及，倍感疲惫和失落。作者：Hannah Miao 摄影：Gillis Sabry 华尔街日报 2026年10月12日 中国大理。
数月来，27岁的马永健（音译）从未告诉父母他的真实去向。这位曾经的计算机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去年已不再去上课。软件工程曾是一份稳妥的职业选择，但人工智能的兴起和中国科技公司裁员潮，让马坚信自己难以找到一份好工作，学习已毫无意义。
当室友们每天早上离开宿舍时，马会独自漫步在北京街头，坐在公园里，看着流浪的猫。今年早些时候，他逃离北京，来到了云南省大理。这座以秀丽山水和慢节奏生活闻名的小城，成了许多“漂泊者”的聚集地。他的父母以为他还在读研，他不想让他们担心。“以前，大家都觉得生活会越来越好，收入会不断增长。现在不一样了，”马说，“当你展望未来时，看不到多少希望。”
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年代出生的一代年轻人，如今正步入成年，却面临着机遇萎缩、竞争加剧以及日益加深的失落感——他们发现，多年的辛勤付出并未让他们比父辈过得更好，有些人甚至已搬回家中与父母同住。
稳定的工作变得难以获得，迫使数百万人涌入不确定的零工经济，而另一些人则在残酷的职场文化下不堪重负。疲软的经济萎缩了就业市场，而此时正值创纪录数量的大学毕业生涌入市场寻求职业发展。人工智能的快速应用也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包括阿里巴巴和字节跳动在内的许多大型科技公司，都在悄然缩减员工规模。尽管这些公司并未公开将此归咎于人工智能，但知情人士表示，这项技术是导致裁员的一个因素。从影视制作到金融业，其他行业也在利用人工智能来削减招聘规模。
北京已全力投入人工智能领域，鼓励企业快速拥抱人工智能以提高经济竞争力。但有迹象表明，官员们也开始对人工智能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感到担忧。知情人士透露，他们已警告雇主在采用人工智能时不要裁员。
这些警告是在副总理何立峰去年对中国主要雇主进行民意调查之后发出的。知情人士称，当时一些人估计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30%或更多的现有岗位。“他似乎被这些回应吓到了，”其中一人说。
随着失业人数的增加，对于“Z世代”中的许多人来说，成年后的典型里程碑——经济独立、稳定职业、婚姻、为人父母——似乎变得遥不可及。截至8月，中国16至24岁（不含学生）的城镇失业率约为19%，而同期美国同年龄段人群的失业率约为9%。25至29岁人群的失业率为7.5%，而美国为5.3%，均高于中国5%左右的总体失业率。
工资增长停滞不前。目前，年轻人的情绪更多是无奈而非愤怒，尤其是在许多父母还在补贴生活费的情况下。然而，这种幻灭感有演变成对共产党更危险的事情的风险，例如动荡。这也可能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挣扎着开始**
面对不确定的前景，年轻人推迟了婚姻，生育率直线下降。一些“Z世代”选择“躺平”，依靠积蓄度日。今年早些时候，国家情报机构警告年轻人要抵制“躺平”——这个时髦词指的是只做最低限度的工作。
27岁的张天（音译）说，她母亲希望她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结婚生子。但她和相恋五年的男友，离考虑定居还差得远。他们还在为事业起步而苦苦挣扎。张天的父母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没有上过大学，被分配了政府相关工作，至今仍在职。
张天渴望做更有创意的事情，于是学习了景观建筑。考虑到中国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市场，这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然而，在她2021年毕业前后，房地产泡沫破裂了。她在杭州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始了第一份工作，约六个月后便被解雇。
她最终在上海找到一份行政助理的工作，但工资大约每月1200美元，低于她此前的收入。去年底，她再次失业。
“谈恋爱和维持一段关系是情感问题，但结婚生子是经济问题，”这位来自上海以北江苏省的张天说。“我认为我们还没有理清经济状况，所以我们还不考虑结婚。”她和男友程明（音译）计划学习人工智能，希望能找到科技方面的工作。但该行业同样不稳定。
程明在两家房地产公司被裁员后，开始参加在线课程学习软件。他曾在一个小型科技公司找到一份销售工作，但很快该公司就破产了。他今年4月再次被裁员。
“内心有一种被社会压垮的感觉，”程明说，这是一种无奈感。“前景相当黯淡。”
核心问题在于，中国未能创造足够多的稳定、高薪工作。近年来，整体经济增长疲软，增速远低于疫情前水平。尽管北京青睐的机器人等少数几个行业蓬勃发展，但其劳动力需求有限。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在工厂里辛勤工作，这些工厂不提供大学毕业生所追求的声望或工作环境，并且正在迅速用机器人取代工人。
出于各种原因，北京已经对曾经吸收了大量毕业生的部分私营行业进行了整顿，例如私人辅导公司。中国经济中普遍存在的消费需求疲软，进一步削减了招聘，因为企业难以获得足够的利润来招聘或提高工资。
“这一代人正面临着相当黯淡的局面，”汇丰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弗雷德·纽曼（Fred Newman）表示。“尚不清楚高薪工作将从何而来。”
2021年大学毕业后，杰里米·李（Jeremy Lee）相对顺利地获得了一份在一家电影公司的工作。他回炉深造，攻读了媒体与传播硕士学位，希望以此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但到他今年1月份毕业时，就业市场已经变得更加严峻。
李（28岁）估计，自去年秋天开始找工作以来，他已经申请了大约100份工作，但尚未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他拒绝了两个职位，因为薪资太低，每年约11000美元，而且他必须搬到很远的地方。在一家北京大型新闻机构应聘另一份职位时，他通过了两项笔试和两轮面试，进入了决赛，但最终未能获得录用。
李一直和父母住在老家济南（山东省省会）。他已经花光了积蓄，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正在支持他。“我真的很想找到一份工作，拥有自己的经济能力，这样我就不必依赖父母了，”李说，他每周仍在继续提交申请。“我没料到竞争会如此激烈。”
根据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中国部主任斯蒂芬·巴尼特（Stephen Barnett）的分析，如果保持新冠疫情前的就业增长率，目前的城市就业人数比本应达到的水平低约7%，缺口约为3700万人。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比官方统计数据所显示的更为严峻。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Lee Daokui）最近估计，考虑到那些至少两年找不到工作而被排除在官方数据之外的人，中国广义失业率可能高达10%。
**人工智能的威胁**
从长远来看，人工智能有潜力帮助中国经济。中国人口萎缩意味着未来可能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完成所有需要完成的工作，自动化将有所帮助。问题在于时机。
人工智能的到来速度很快，而此时仍有太多年轻人正在寻找稳定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在初级职位。一些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表示，与以前相比，他们不太愿意招聘缺乏经验的员工，因为人工智能可以完成相关工作。
一些企业已经部署了人工智能代理作为数字员工，承担客服、销售、会计、数据分析甚至人力资源等角色。上海科技大学一项分析2022年至2026年中国五大招聘平台7亿个职位发布情况的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对有一到三年工作经验的初中级职位的招聘需求影响最大。
该报告称，过去，公司依赖应届新人来完成基础培训任务。如今，大型语言模型已接管了这些职责，导致公司取消了低薪的入门级职位。
技术甚至开始威胁到一些年轻人赖以为生的零工，例如网约车、送餐和直播。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一家智库）预计，今年这些没有固定全职合同的灵活就业人员总数将从2025年的2.8亿增至3.2亿，占城镇就业的40%以上。快速部署的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将消除其中一些职位。
尽管调查显示，与他国相比，中国民众普遍对人工智能持更乐观态度，但焦虑情绪正在酝酿。2025年，长江商学院对11000多名科技行业从业者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认为他们将在未来五年内被人工智能取代。
一名26岁的女子7月份被一家名为“依图科技”（Yidu）的科技巨头解雇，此前她在一家科技公司担任用户界面设计师。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最后一天视频吸引了数百万次观看，视频中她归还了电脑和工牌，并在公司北京总部挥手告别。
她说，她收拾好行李，搬回了位于中国东南部的江西省的父母家，现在每天都在补觉和与亲戚聚餐。她还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关于接下来该做什么的问题。人工智能发展得越来越快，”她在一段视频中说。“我该何去何从？”
地方政府和大学已经启动了包括职业咨询、职业培训和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在内的项目，旨在帮助学生适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政府部门也一直在加大对企业的压力，提醒雇主人工智能不是解雇员工的理由。根据法院判决及其律师的说法，在一个案例中，一家公司被勒令赔偿一名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质量控制主管约38000美元。
另一名因收集地图数据的工作被人工智能取代的男子，在仲裁中起诉了他的雇主，并获得了赔偿。
“在享受技术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企业也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在去年12月发布的一份案例研究中写道。
但也有人，包括许多父母，认为年轻人只需要像中国崛起时期那样“吃苦耐劳”。
**高期望落空**
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中国“Z世代”，从小就怀抱着一种观念：只要在学校努力学习，考上好大学，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过上比父母更舒适的生活，而他们的父母又比再上一代过得更好。
大学入学人数的激增也加剧了这种期望。今年，中国有创纪录的1270万人大学毕业，预计这一数字将在未来十年左右继续攀升。
在父母多年的严苛教育下，许多年轻人感到身心俱疲，被深深地背叛了。29岁的杰西卡·唐（Jessica Tang）说，她在上海长大，从小就感受到了学业的压力。小学时，她就参加了全国性的艺术比赛，以期进入一所好小学。高中时，她投入大量时间进行课外辅导以获得优势。
“我曾觉得我必须考上好学校，否则我在社会上或毕业后的就业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唐说。疫情期间，她的想法开始改变。在新冠封锁期间被困在家中，并加班工作，她开始觉得自己在一家公关公司的工作并非不可或缺，于是辞职了。
在过去的三年里，唐一直在做自由职业。最近，维持生计变得越来越难。刚开始时，她写一篇新闻稿可以轻松赚取300美元。如今，同样的任务要求更多，她的时薪收入已减半。
24岁的王云如（Wang Yunru）说，考虑到激烈的竞争，她觉得在正规就业市场“拼搏”毫无意义。大学毕业获得设计学位后，她曾在一家具计公司工作了几个月，但她表示，由于老板窃取了她的工作成果，她选择了离开。现在，她靠销售手工艺品为生，在大理勉强维持生计。
“如果谈论稳定的工作，人太多了，选择太少了，所以我干脆不选了，”她说。
同样的失落感也将马（那位退学研究生）带到了大理。他出生在中国西北部甘肃省的一个小城市，成绩很好，但他说，他的父母都是医生，似乎总期待他考出更高的分数。在大学里，他在北京一所名牌大学里难以融入那些过于优秀的同学。
在大理，他第一次能够真正享受生活。他白天睡懒觉，去健身房，和朋友们做饭，打扑克。但几个月后，他开始感到厌倦，并对未来感到焦虑。“我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种停滞状态，无法前进，”马说。
他靠父母的零花钱生活，但他知道父母不可能永远支持他。马离开了大理，最近一直在印尼旅行，目的地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