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中国“无所事事”之都的那些事儿。
中国年轻人逃离“内卷”的潮流引起了北京的担忧。但许多中国年轻人也渴望工作。作者：Hannah Miao，摄影：Gillis Sabry / 《华尔街日报》 2026年10月31日。
在中国大理，我终于明白了人们为什么称这里为“中国的加州”。群山环绕着这座迷人的小镇，它毗邻一个巨大的湖泊，其汉语名字就如耳状海。这里全年气候温和。难怪近年来大理成为了中国年轻人逃离“内卷”和“躺平”的热门去处。“躺平”指的是放弃工作或只做最低限度的事情。
我来到中国南部云南省的大理，试图理解当下年轻人中的幻灭感。我发现，许多所谓的“漂泊者”其实已经厌倦了无所事事。他们渴望重拾工作。26岁的王雷（Ray Wong）来自西部城市重庆，三年来一直没有全职工作，他说：“大理太轻松安逸了。我很害怕，如果继续待下去，我就会一直这样懒散下去。” 他接着说：“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觉得我必须做点什么。我需要工作，休息得够多了。” 王雷曾从事视频制作，靠一些兼职维持生计。她说，她正考虑学习纹身等一门手艺。
中国16至24岁（不含学生）的城镇失业率约为18%。而25至29岁年龄段的失业率约为7%，高于5%的整体失业率。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国家情报局曾警告“躺平”现象，声称外国反华敌对势力正在引诱年轻人走向无所事事的生活。中国的一些招聘经理告诉我，年轻求职者的态度才是问题所在，他们被描述为懒惰、挑剔和软弱。或许部分如此，但失业数字却暗示着更深层的经济问题。
在大理古城郊区的一个共享居住空间，我参加了一个社区活动，遇到了正在规划下一步的人们。一对20多岁的夫妇，双双在被裁员后失业。一位刚毕业的工程学学士，至今未能找到一份全职工作。一位创业开办小型电商公司但最终倒闭的年轻人。没有人愿意失业。
即使是那些享受过大理短暂休憩的人，也急切地希望找到一份工作。我在一家面馆遇到了29岁的张清溪（Zhang Qingxi）。她曾是一位在线销售服装的内容创作者和直播主，但随着消费者支出疲软，赚钱越来越难。她来到大理休息，靠积蓄和父母的资助生活。在大约半年时间里，她骑着自行车环游洱海，逛咖啡馆，除此之外没做太多事。她表示想去香港旁的科技中心深圳。她渴望工作，父母也变得有些不耐烦，但她一直未能找到一份工作。她说道：“我已经习惯了‘躺平’，所以想改变环境。我不太确定我应该做什么。”
31岁的郁梦（Yu Meng）于2021年从北京来到大理。她曾在北京担任人才经理。她在这里开了一家古着店，但顾客寥寥，此后她也再没有全职工作。当我见到她时，她正考虑搬回北京或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她说，她想在短视频行业工作，但影视公司越来越多地使用人工智能来生成微短剧。她表示：“如果你‘躺平’太久，就会失去工作的动力和驱动力。这可能导致一种空虚感。”
我注意到，现有的工作机会与年轻人想要的工作之间存在错配。在广东省，我遇到了工厂老板，他们表示即使是相对高薪的工程岗位，也难以招满。与此同时，今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近1300万人。就连知名公司也在裁员，人工智能也可能减少对入门级白领的需求。
政府表示，正通过提供职业培训、补贴招聘高校毕业生的企业以及发展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岗位来促进就业。
我交谈过的人们抱怨童年充满了学业压力、补习班、深夜学习，以及中国“决定命运”的高考。由于中国过去的独生子女政策，大多数人是家里的独生子女，这增加了来自父母的压力。在经历这一切之后，还要为一份父母认可的工作，或者一份体面的工作而挣扎，让他们感到幻灭和迷失。
在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经济不平等和机会匮乏。尽管考虑到北京对异见的严格限制，中国不太可能发生大规模动荡，但年轻人长期的希望丧失将给社会留下深刻的创伤。从我在大理的经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躺平”是不可持续的。人们可能想暂时休息一下，但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寻求意义。一份工作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