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夏天,菲律賓馬尼拉都會區一家博物館舉辦了為期一個半月的展覽,主題為「夾在兩個世界之間——80年前的菲律賓日記‧小松真一」。展覽展出了二戰末期,一名被派往菲律賓的日籍技術人員所創作的繪畫日記,內容記錄了日軍佔領下的馬尼拉、躲避逼近美軍的逃亡經歷,以及身為戰俘的生活。菲律賓人民失去了111萬國民,美麗家園化為廢墟,他們會如何看待以日本人視角描繪的作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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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在馬卡蒂市的「阿亞拉博物館」舉行。展出了100多件作品,記錄了小松真一於1944年3月赴菲律賓指導發酵植物生產替代燃料的技術,期間在戰場度過的艱苦歲月,以及他成為美軍俘虜直至1946年12月回國的經歷。
■奧田碩向豐田高層推薦《日本為何會戰敗》
真一於1973年去世,享年61歲。在他去世後,家屬整理了銀行保管的4本日軍時期的日記與5本畫集,出版了私家本。評論家山本七平讀後評價道:「儘管身處戰爭與軍隊的漩渦之中,卻以冷靜批判的眼光(中略)平淡、簡潔、準確地記述著」、「這或許是獨一無二的紀錄」,並於1975年由筑摩書房出版了《俘虜日記》(04年收錄於筑摩學藝文庫)。
山本曾有菲律賓戰線從軍經驗,之後根據真一在日記中記敘的「敗因21條」撰寫了《日本為何會戰敗——敗因21條》(角川新書,04年)。已於2026年8月8日逝世的原豐田汽車社長奧田碩,曾有一次逸聞,他曾向豐田高層極力推薦這本書。
關於菲律賓戰線的日軍士兵留下的紀錄有很多。大岡升平等人的文學作品也備受好評,但《俘虜日記》的獨特之處在於,作者並非士兵,而是一名技術人員,他以稍離戰線的位置冷靜地觀察著局勢。
日記中詳盡地描繪了美軍逼近時,高級軍官們的腐敗享樂;逃亡途中遇到的白骨化日軍遺體;以及倒臥路旁的士兵身上爬滿蛆蟲的景象。也詳細記錄了戰俘營內幫派的形成,以及美軍為了獲取香菸等紀念品,而用香菸與日軍交換的情形。此外,還細緻記錄了作為食物的蜥蜴、蚱蜢、青蛙的圖畫,入山時的隨身物品,收容所提供的食物一覽表,以及行程表等。
■同時期、現場感強且冷靜觀察的小松真一
其作品的特點還在於同時性與現場感很強。據山本所述,真一開始寫日記是在1946年4月,移居到馬尼拉都會區北方的奧德內爾收容所之後,但在此之前,他在叢林中用軍用手帳,成為俘虜後用美軍香菸空盒裱成的小手帳,持續細緻地記錄著。在收容所,他還從醫務室弄到藥品,用氯奎(黃色)和紅汞(紅色)為日記中的插畫上色。可以說這是戰地報導,而非事後加工或文學創作。
據說回國時,他獲得了美軍的正式攜帶許可,並為了不被日本沒收,藏在骨灰罐裡帶回日本。
本次展覽的策劃者是菲律賓大學副教授、日本研究者卡爾‧伊恩‧烏伊‧陳丘(46歲),他向阿亞拉博物館提出了這個想法,並得到了東芝國際交流基金會的贊助。
陳丘教授一直認為,在菲律賓,對於戰時日本人形象以及美軍的角色,許多人存在刻板印象,但歷史實際上更為複雜,需要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待。《俘虜日記》被認為是研究日菲關係的重要線索。為此,他與小松的孫子、教育諮詢師小松志行(50歲)取得了聯繫,並在網路上開設了「俘虜日記博物館」。
為配合本次展覽的開幕,志行先生首次訪問了菲律賓。他懷著沉重的心情走上開幕致詞的講台,擔心展覽在當地會如何被接受。他擔心平時友好的菲律賓人民,在談論歷史時會性情大變。
《俘虜日記》中有「菲律賓人為何厭惡日軍」的段落。
他在書中寫道,在日軍佔領菲律賓時期,雖然打著「大東亞共榮圈」、「東洋人的東洋」、「八紘一宇」等美好的口號,卻蠻橫地踏進他國土地,強行徵用汽車、田地、食物、房屋、家畜等。當地居民見到士兵必須鞠躬,並被強迫學習困難的日語。
稍有不慎便會挨打,甚至可能喪命。由於日本的物資運送不暢,基層士兵都認為自己理所當然有權優先徵用當地居民的食物等。如此一來,日軍自然沒有任何理由會受到歡迎。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志行受到了博物館工作人員和參觀者發自內心的歡迎。在日軍據守的馬尼拉市中心城牆內(Intramuros),他還受到了西班牙殖民時期建造的城塞的導覽。在日記中記載祖父曾下榻過的飯店,他也受到了款待,享受了在日本也未曾有過的熱情接待。
■如今是毋庸置疑的親日國家
本次展覽是為了紀念日本與菲律賓建交正常化70周年而舉辦的。
在亞洲太平洋戰爭短短不到4年之間,菲律賓失去了相當於當時國民15人中就有1人的111萬人口。戰後20至30年間,菲律賓是亞洲反日情緒最為強烈的國家。這是因為日本軍隊於1941年12月單方面進軍,將和平的島嶼捲入戰爭,導致許多本可不必犧牲的親友喪生。
自1956年日菲兩國恢復邦交以來,官民交流逐漸擴大,加上近年來兩國都面臨中國的威脅,菲律賓國民普遍對日好感度發生了巨大轉變。
根據日本外務省於2023年底在東南亞9個國家實施的對日輿論調查,「您認為今天的日本作為貴國的友邦是否值得信賴?」這問題,菲律賓回答「非常值得信賴」的比例高達69%,居9個國家之首。加上回答「比較值得信賴」的29%,共有98%的受訪者表示信賴日本。菲律賓和美國多家民間調查機構的調查結果,也顯示出對日本的普遍好感。
在日本的終戰紀念日8月15日,展覽的最後一天前夕,阿亞拉博物館舉辦了菲律賓大學名譽教授、日本研究泰斗里卡多‧何塞(Ricardo Jose)的演講,主題為「描繪菲律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視覺藝術」。儘管收費,近200人的會場卻座無虛席。他從日占時期菲律賓的雜誌、美國的宣傳海報,以及真一的繪畫日記入手,縱橫分析了三國在戰時繪畫表現的目的和差異。
在場觀眾分享了他們的感受。
日裔四世拉蒙‧阿費布雷(33歲)與藝術家朋友妮可‧范(31歲)一同前來參觀。妮可‧范於今年5月在橫濱舉辦個展後返回菲律賓。阿費布雷的曾祖父在戰前移居菲律賓北部巴基奧,戰時作為軍屬被徵用,戰後被遣返日本,但於20世紀50年代返回菲律賓創業。
阿費布雷說:「我很少有機會從親戚那裡聽到戰前或戰中的故事,所以想了解自己的根源。學校教導說戰時的日本是壞人,但透過這次展覽,我感受到了小松先生的人性,也實際感受到即使在敵對雙方,也是同樣的人在戰鬥。」
貝倫‧蓬費拉達‧蒂爾凱爾(65歲)在日軍於1942年4月強迫美國戰俘和當地居民在烈日下行軍超過100公里,造成大量死亡的「巴丹死亡行軍」中失去了三位叔叔。她曾參與位於當年的激戰地萊特島的博物館工作,該博物館介紹了麥克阿瑟率領的美軍登陸作為反攻據點的情況等。
她對這次展覽中日本人留下了如此多的繪畫和日記感到驚訝,並表示:「這提供了一個與『美軍解放菲律賓』這一敘事不同的視角。這是一次寶貴的機會。」她向相關人員表達了謝意。
來自菲律賓最南部的蘇祿群島霍洛島的律師阿爾昆‧薩希凡(29歲)與在通信公司工作的工程師尼爾‧達里爾‧斯利特(29歲)一同參觀了展覽。據說在霍洛島,據守的日軍被美軍殲滅,造成6000人死亡。雖然日軍被視為殘暴,但在當地也有關於日本人不同一面的說法。
薩希凡說:「透過展覽和講座,我理解到日本人、美國人和菲律賓人講述的故事各不相同。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會因所處位置和經歷的不同而異。我們必須牢記歷史會重演。敞開心扉,不帶偏見,防止戰爭。我認為這是我們這一代人應該承擔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