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現在規定，旅客下機後，必須先將隨身行李過安檢機掃描，然後才能離開抵達大廳。然而，當我提著行李走向安檢輸送帶時，看到了我從未見過的標誌：任何攜帶無人機的旅客都必須取出並申報。一名中國安檢人員直接指著那個標誌，確認我的行李中是否攜帶無人機。我搖頭表示沒有。我通常不帶無人機旅行。
那個標誌並非我此行中看到的唯一新鮮事物，只是眾多新事物之一。自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初以來，我經常前往中國旅行，但我發現這次旅行完全不同，而且有一個很具體的原因：這是我在人工智慧全面爆發的時代首次訪問中國。
結束了為期九天的中國之行——期間我訪問了北京、雄安，以及杭州、寧波和深圳等中國科技中心——我非常清楚地看到，人工智慧時代已在重塑美中兩國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關係，一方面，它實際上正在地緣政治層面拉近兩國的距離；另一方面卻加劇了雙方的貿易分歧。
為什麼這麼說？讓我們回到北京機場那個關於無人機的標誌。它告訴了我們什麼？它告訴我們，儘管美中兩國仍是為了爭奪優勢而相互角力的經濟和戰略競爭對手，但兩國都意識到，在這兩個超級大國的緊密結合之中，現在出現了一個闖入者——那個擁有超強賦能的惡意行為者。
我指的不是中國的民主倡導者。我說的是製造混亂的勢力——詐騙犯、毒販、人口販子，以及那種剛從幣安盜走六十三億美元加密貨幣的駭客。我指的是，現在那些惡意的個人和小團隊可以用現成的無人機或人工智慧驅動的網路武器武裝自己，憑藉一己之力就能施展出堪比超級大國的破壞力。更重要的是，我指的還有美國和中國的人工智慧模型，隨著它們日益具備自主決策、自我優化和自我保護的能力，正展現出越來越大的失控風險，可能成為導致大規模破壞的推手。
兩國都才剛開始努力應對這種局面在雙邊交往中所要求的思維轉變——儘管在從加沙到烏克蘭再到伊朗的戰爭中，兩國仍習慣性地站在對立面。上週在北京吃晚飯時，一位中國部落客朋友坦誠地對我說：「在台灣等問題上，我們仍然有實質性的分歧。但有時候美國和中國已經不知道他們到底在爭什麼了，」他說。「這只是一種習慣罷了。」
好吧，這是一個兩國都必須摒棄的過時習慣，而且要快；在人工智慧時代，全球穩定將越來越需要世界上這兩個人工智慧超級大國之間建立起確保相互協作的關係。
誠然，我們對「混亂」的定義往往與中國不同。美國採納的任何監管體系都需要保護民主價值觀、言論自由和和平抗議。中國的監管框架中很可能不包含這些內容。但我們的自身利益之間仍然存在很多重疊之處——防止人工智慧對基礎設施、個人、國家乃至整個人類造成暴力傷害。這正是華盛頓和北京應該能夠達成共識、需要加以控制的那種混亂。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這些基本規則，因為人工智慧的下一步發展，從字面意義上來說，就是「行走」——就像機器人那樣。
在北京的一場人工智慧機器人展覽上，我看到了一項演示：一台中國製造的人形機器人自行更換了背部安裝的電池組，整個過程僅用了幾分鐘。當我目不轉睛地看著它完成這一操作時，我不禁思考：如果它還具備自主智能，會發生什麼呢？
儘管為了共同應對那些企圖將人工智慧技術用於惡用目的的勢力，北京和華盛頓在地緣政治層面可能會隨著時間推移而走得更近，但在地緣經濟層面，情況很可能恰恰相反。
這是因為人工智慧同時也在極大地增強另一股力量：中國龐大的製造業機器。截至二〇二四年，中國生產的製造業產品已占全球銷售總量的近三分之一。在這次旅行中，我參觀了一些中國最先進的汽車公司和電信製造商，我看到人工智慧正在進一步提高它們的效率和競爭力。
從貿易統計數據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二〇二五年中國的貿易順差——出口額減去進口額——達到了驚人的1.19兆美元。這比前一年增長了20%。今年預計將增長到1.3兆美元——這種與全球經濟產出嚴重失衡的貿易狀況，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任何國家都未曾出現過，而二戰後美國還是唯一倖存的主要工業經濟體！
相信我，好戲還在後頭。
因為，當美國公司正耗資數十億美元投資於前沿人工智慧模型——它們如此先進，令最頂尖的數學家都自嘆不如，中國公司正專注於部署廉價、「夠用」的開源權重人工智慧模型，這可能使其在先進製造業中的巨大領先優勢變得根本無法逾越。換種說法，美國正斥巨資開發前沿人工智慧模型，這些模型已經如此強大，以至於最新版本因為太危險而無法發布。相比之下，中國在邁入人工智慧時代的時候，已擁有如此強大的先進製造業基礎，因此即使採用規模較小但「夠用」的人工智慧模型，也能立即獲得廣泛的收益。
當你將這一點與中國的牛仔式資本主義（國內經濟各個領域都有大量企業展開激烈競爭）結合起來，你會發現，某些行業的進步速度簡直令人害怕。在北京機器人產業園，也就是我看到那個機器人自行更換電池組的地方，另一個展品給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
那是兩個並排站立的人形機器人。它們由不同的中國公司製造，準備參加北京亦莊舉辦的人形機器人半程馬拉松賽——賽程全場21公里。第一個機器人跑者脖子上掛著一條繫有金牌的綬帶，它在二〇二五年比賽中曾以2小時40分42秒的成績獲勝。第二個機器人跑者也佩戴著金牌，它在今年4月舉行的同一賽事中以50分26秒的成績獲勝，打破了當時由雅各布·基普利莫保持的57分20秒的人類世界紀錄。
僅僅在一年之內，中國在具身人工智能方面的進步就創造出一個比有史以來跑得最快的人類還要快的機器人馬拉松選手。我的中國嚮導指著這兩個機器人說：「去年，今年。明年——我們走著瞧。」
我們當然會走著瞧。除此之外，伙計們……這裡似乎沒什麼好擔心的了。
以下是我透過在中國的數十次交談和公司考察所了解到的，關於人工智慧時代如何重塑中國以及中美關係的情況。
讓我先說點好消息。
六個月前，如果你問起幾乎任何一位人工智慧專家：中美兩國是否會坐下來就一套規範達成共識，管控如今日益危險的人工智慧模型？你得到的答案會是：「絕不可能」——而且對方會特別強調，中國永遠不會同意這樣的事情。現在，重新想想吧。
眼下，我想說北京實際上可能比特朗普總統更渴望討論人工智慧的監管框架，特朗普曾在九月對聯合國表示，美國「拒絕任何建構控制人工智慧的全球主義計畫企圖」——在幾天後與習近平主席舉行峰會後，他又重申了這一主題。特朗普向世界傳達的意思是：美國的前沿人工智慧模型處於領先地位，我不會給它們套上枷鎖。說完了。滾吧。
在雄安舉行的二〇二六年全球治理論壇開幕式上，我與中國外交部長兼政治局委員王毅以及亞洲協會董事會共同主席約翰·桑頓進行了討論。王毅明確支持多邊人工智慧安全保障機制，這讓我印象深刻。
正如王毅對我們所說：「中美作為人工智慧第一梯隊國家，有能力也有責任共同發展好、管控好人工智慧，確保其發展始終受控於人、造福於民。我們不僅要防範風險，也要開展合作，共同商討全球適用的規則標準」，以確保人工智慧發展始終受控於人、造福於民。
當然，與美國一樣，中國也正在建構人工智慧工具，以增強用於海外作戰的武器，並升級其國內監控工具箱中的每一項工具，以控制國內的異見聲音。但北京也知道——正如機場那個「行李中禁止攜帶無人機」的標誌所顯示的那樣——人工智慧是一把雙刃劍，可能會被許多惡意行為者利用。正因如此，當你向美國政府官員詢問中方在幕後針對美國採取了哪些行動時，得到的會是一個複雜的回答。
這些官員不抱任何幻想，鑒於美國在該領域處於領先地位，北京自然希望對美國的前沿模型設置更多限制。但他們也會告訴你，最近，中國的執法機構在打擊網路犯罪、詐欺和洗錢方面，與美國同行的合作變得更加密切——所有這些犯罪活動都在被人工智慧迅速增強。中國人知道，中國公司發布的開源權重人工智慧模型比矽谷的前沿模型更容易讓軟體開發者（包括那些惡意行為者）改編為特定的、針對性強的應用。
但別只聽我的一面之詞。今年九月，中共最高情報官員、國家安全部部長陳一新在《中國網信》雜誌上撰文指出，新興人工智慧技術正在「直接威脅」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安全。陳一新還說：「各種敵對勢力和別有用心之人濫用……生成式人工智慧技術」，製造謠言、傳播虛假資訊，並且「低成本、批量化……煽動對立情緒」。
請注意這些字眼：低成本、批量化。
陳一新的政府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由國家運行的人臉辨識監控系統，它可以龐大的人群中精準鎖定單個目標——我稱之為「大角色以小規模行動」。 陳一新所表達的意思是，他也知道人工智慧是一種雙重用途技術，它正在使得小角色如今也能以大規模行動。這正是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發生巨大變化的本質——廉價、精密技術（如無人機和網路駭客工具）正日益擴散，現在人工智慧又為這些技術注入了強勁動力。這種獲得超強賦能的新行為體可能是另一個國家、也可能是一個外國人，或者是你本國的一個公民。不管怎樣，這都是一個亟待全新重大對策的全新重大問題。
正因如此，當我上週在中國時，看到政府發布了一份人工智慧規則草案，賦予執政的共產黨新的權力，以追蹤或限制某些中國先進系統的出口，對此我毫不感到驚訝。為什麼是現在？也許是因為，正如《紐約時報》10月14日報導的那樣，據說由中國科技巨頭騰訊運行、測試中的人工智慧智能體最近出現了失控，除了搞出一些惡作劇之外，還試圖「繞過網站上的反機器人保護機制」。是的，中國人在他們最大的人工智慧模型上也遇到了和我們一樣的問題，即便他們的能力比我們落後六個月到一年。
所以，我要在這裡大膽預測一下：在未來一年裡，中美兩國將認真探索對人工智慧模型實施協同控制。因為，隨著美國的前沿模型達到透過遞迴自我改進（無需人類指導）實現100%自我訓練的程度，以及中國透過知識蒸餾向我們學習的開源權重模型隨之變得越來越強大，我預測，二〇二七年將成為兩國完全領悟到這一點的一年：人工智慧對人類來說是多麼驚人的機會，同時又是多麼前所未有的威脅。
這種合作對美國來說將非常棘手。因為與美國政府不同，習近平主席領導的中國政府不僅擔心人工智慧會在國內為犯罪分子賦能，還擔心它為政治對手賦能。如何應對這種複雜局面，恰恰是人工智慧時代中美關係與以往不同的關鍵所在。
考慮到所有這些相互拉扯的力量，中美兩國可能無法像兩國所需的那樣，徹底制定出一套共同的人工智慧監管框架——至少在沒有一場「完美人工智慧風暴」的情況下無法做到。也就是說，一場由人工智慧驅動的大規模事件，其規模大到足以嚇得兩國合作建立有效的控制機制，但又沒有大到能導致世界末日。
我再說一遍：二〇二七年可能就是那一年。但願這場風暴是完美的。
現在，讓我們看看人工智慧如何重塑中國與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關係。我每次造訪中國，都會比上一次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國經濟內部]$,]的巨大反差。如果把中國比作一個人，那麼它的上半身就像一名奧運舉重選手，肌肉發達，代表著出口驅動的先進製造業經濟；而下半身則像一名在滑雪比賽中撞上雪墩、摔斷了腿的奧運滑雪運動員，現在只能拄著拐杖蹣跚前行。
這下半身代表著中國國內經濟，它仍因其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巨大房地產泡沫的破裂而元氣大傷——這摧殘了中產階級，讓數億人背負著資不抵債的房貸或積蓄化為烏有——以至於許多中國人如今都盡可能攥緊手裡的每一分錢。在二十一世紀初，廉價資金帶來的層層疊疊的公寓過度建設熱潮變得如此瘋狂，以至於正如《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社長柏凱斯(Keith Bradsher)在二〇二五年二月寫道的那樣，中國現在「除了為十四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住房外，也建造了足夠另外三億人居住的空置公寓」。柏凱斯在今年春天曾表示，換句話說，中國的空置公寓幾乎足以容納美國的全部人口（美國人口約為三點五億）。
簡而言之，中國是一個出口巨人，卻也是一個國內消費羸弱的病人。遺憾的是，中國政府沒有透過改善養老金體系等方式向國內經濟注入資金，反而加倍補貼先進製造業，以鞏固其全球領先地位，同時要求中國消費者默默忍受。
這正是人工智慧革命初期全球經濟面臨的一個巨大問題。因為我在這次旅行中看到的是，中國經濟中那個「奧運舉重選手」部分現在正在狂飲貼著人工智慧標籤的蛋白質飲品，在從襪子到機器人等各個先進製造領域成為更具統治力的競爭者。
當然，美國、歐洲、日本和韓國的製造商也受益於人工智慧的增強。問題在於，中國現有的先進製造業規模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因此有望從人工智慧帶來的變革中獲得遠超其他國家的收益。請隨我一起進行一次旋風式的訪問，參觀幾家中國主要的先進製造企業吧。
在杭州訪問阿里巴巴總部時，集團聯合創始人、主席蔡崇信的辦公室主任熊雄（音）向我指出，在一級方程式比賽中，車手很少能在直道上超越對手。「勝負往往在彎道決定，」他說，「因為在彎道上，關鍵不在於你開得有多快，而是你有多大膽——你多晚剎車、怎麼應對我的剎車——以及你有沒有足夠的穩定性，在高速下控制住你的車。」
或許有一天，我們回頭看二〇一九年至二〇二三年的那幾年，會發現那幾年正是這樣一個彎道，而中國如今已經駛出彎道，在直道上領跑。那段時期發生了兩件大事：新冠疫情和人工智慧浪潮相繼席捲全球。由於疫情，幾乎所有在華美國留學生以及許多美國企業高管都離開了中國。我也無法像往年那樣每年訪華。
下面就是一個例子，說明在我們沉睡之際發生了什麼。
疫情前我訪問中國時，小米是一家智慧手機公司。當我在二〇二三再度來訪時，它也是一家電動汽車公司了。它給手機裝上了四個輪子。但它並沒有止步於此。上週一，當我參觀其位於北京郊區、幾乎完全由機器人操作的汽車廠時，我發現小米是一家超級互聯、人工智慧賦能的電動車企業。接待我的人提到，小米自主研發的「多元材料性能AI模擬系統」如何利用人工智慧，從一〇一六萬種可能中迅速找出公司認為的最優合金配比，為其最新車身生產出強度、韌性、穩定性和低碳足跡的所謂「完美組合」。
特朗普討厭電動汽車。他從未明白的是，中國競爭極其激烈的電動汽車產業催生出了一條強大、高度整合的供應鏈，涵蓋先進電池技術、機器人技術、材料科學，以及現在的人工智慧。如今，任何想製造任何東西的中國發明家或企業家都能無縫利用這個超級高效的基礎生態系統，比大多數全球競爭對手更好、更快、更便宜地創新。全球製造商過去常說，要想把產品賣到中國，就必須在中國設立業務。如今，他們則說，要想把產品賣向全世界，就必須在中國布局，並接入中國的供應鏈。
你想製造裝有電動滾輪和閃爍彩燈的鞋子，讓左腳鞋唱中國國歌、右腳鞋唱美國國歌？這裡會有人在24小時內為你提供完成這項工作所需的零件和工具。
在寧波，我參觀了吉利電動汽車製造廠。我看到一名工程師使用該公司最新的充電樁，用八分多鐘的時間為吉利旗下最新的人工智慧豪華電動汽車品牌領克的一款汽車充電，充完電足夠跑約800公里。這不是筆誤——這幾乎就像加滿一箱油一樣快。「未來，我們打算進一步改進，」吉利的演示工程師輕描淡寫地告訴我說。是的，我心想，我確信你們會的。
在深圳，我參觀了華為最新款Mate 90智慧手機的組裝線。華為研發團隊負責人查鈞解釋說，這條組裝線過去每班有86名工人——主要負責人工質檢——其餘的勞動力是機器人。最近，透過改用具備人工智慧圖像辨識功能的系統，將每班所需的工人數量減少到了九人。
當我問起運行這些人工智慧系統使用的是什麼樣的數據中心時，查鈞回答：「我們不需要數據中心。華為利用自身不到十億參數的開放權重、面向特定領域的AI模型，就能獲得這類製造升級所需的所有人工智慧收益。」這類模型所需的運算硬體也就一個小手提箱那麼大。（參數衡量的是人工智慧模型用來處理資訊的連接和權重，通常用來代表其複雜性和學習能力。）查鈞補充說，這些小型的人工智慧模型「夠用了」，能夠為製造業帶來巨大改善。
「夠用的人工智慧」是我在這次旅行中走訪許多工廠時經常聽到的一個表述。它描述了那些並非處於最前沿的人工智慧模型為企業帶來的改進。
「在人工智慧方面，中美兩國正走向不同的方向，」華為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任正非在深圳的華為研究園區與我喝茶時解釋道。這是該公司的眾多科技中心之一，在那裡僱用了大約十一萬名研發人員，其中許多是擁有高學歷的工程師和科學家。任正非說，在美國，人工智慧研究圍繞著「在今天作為一個人意味著什麼？世界和上帝的意義是什麼？而在中國，人工智慧研究更為務實」，並正被部署在諸如鋼鐵這樣的大型工業中。
「中國每年生產十億噸鋼鐵，」他說。「如果該行業能透過使用人工智慧來提高每座煉鋼爐中各種化學材料混合的效率，哪怕只獲得1%的改善，」一座高爐每年產生的額外利潤也將超過一千萬元人民幣。在過去，中國並非世界醫學領域的領導者。如今在人工智慧的幫助下，中國正透過快速測試不同的分子組合，驚人地加快其「發現和生產新藥」的能力。
他總結道：「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將美國的AI稱為『蘇格拉底AI』，而將我們的方法命名為『魯班AI』。」魯班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的木匠大師和工程師。
現在再加上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因素：稀土，它在人工智慧時代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不僅對於製造業，對於每個數據中心裡所有的晶片也是如此。
此次行程的同行夥伴柏凱斯很快將出版一本名為《稀土爭奪戰：為什麼中國正在贏得對世界最關鍵資源的競爭》(The Race for Rare Earths: Why China Is Winning the Contest for the World's Most Critical Resources)的書。這本書追溯了在過去幾十年裡，美國和歐洲如何一步步將它們在這些關鍵金屬領域的早期領先地位輸給了中國。這些金屬被廣泛用於汽車、無人機、風力渦輪機、戰鬥機、智慧手機、導彈、雷射器、AI晶片，以及過去40年裡你能想到的幾乎所有高科技發明中，包括大多數消費電子產品。
1964年，後來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視察了位於中國北方的全球最大稀土礦。1973年，他開始規劃中國在稀土技術領域的崛起。到了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初，他預見到了中國收緊對稀土掌控的地緣政治力量，並宣稱：「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
美國和歐洲現在才剛剛開始重啟稀土產業——從礦山開採到磁體製造——但柏凱斯在書中說，至少需要五年、甚至可能10年時間才能趕上中國，該書還提出了加速復甦的建議。與此同時，北京利用其對全球關鍵稀土供應幾近絕對的控制權迫使特朗普政府和歐盟在關稅問題上屢次讓步，並向日本施加巨大壓力，要求其不協助台灣。
綜合以上所有因素，中國在全球製造業中的主導地位是非同凡響的。中國歐盟商會主席彥辭(Jens Eskelund)引用成員提供的信息告訴我，全球90%的工業製成品是透過貨櫃運輸的。他說，中國在全球貨櫃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從2019年的31.8%上升到了2025年的37.5%。「最近幾個月的每三個月滾動平均值現在已經達到了40%，」他說。原因何在？他表示，今年前八個月中國的製造業產量增長了5.3%。（同時他指出，8月份中國國內零售銷售額同比僅增長了0.4%。）
彥辭告訴我，在2019年，歐洲每向中國運送一個貨櫃，中國就向歐洲出口約2.5個貨櫃。在二〇二六年的前八個月，這一比例擴大到了6:1，即中國向歐洲運送六個貨櫃，歐洲向中國運送一個貨櫃。
「我告訴中國人：『伙計們，如果你們不能證明能為雙方創造價值，貿易就必然會變得動盪。』」彥辭補充道。「中國其實理解世界的擔憂。但對中國來說，問題在於：既然世界並沒有進行任何認真的抵抗，我們為什麼要在意這些擔憂呢？」
這是一個好問題。這促使我在結束這次行程時，作為一個相信如果兩國人民都能繁榮發展，世界將會變得更加繁榮穩定的人，向中國和美國提供一些免費的建議。
對中國：你走得太遠、太快，也太形單影隻了。在這個過程中，你與太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建立了太多非雙贏、而是「贏-輸」的經濟關係。由於國內經濟疲軟，加上本土工程人才的巨大優勢、無與倫比的製造供應鏈、無可匹敵的國民職業道德以及高儲蓄率，被投入到全球最頂尖的交通和電力基礎設施中，中國已經無法阻止自己為全世界製造一切。
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也不知道會以什麼方式，但世界其他地區不會任由這種情況發生——尤其是在機器人和人工智慧也正穩步導致更多工人失業的時候。中國正在招致真正的反彈。正如彥辭對我直言不諱地說的那樣：「現在我們陷入貿易戰的風險很切實。我們不會容忍一個中國包攬一切製造，而我們只能帶著人去參觀博物館的世界。」
對我的美國同胞（以及我們的歐盟盟友）：中國不會放慢製造業的步伐作為一種恩惠。如果在這個人工智慧時代，我們想要影響中國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我們必須創造出迫使它做出改變的經濟競爭力。這要求美國必須像這裡的人們一樣認真對待。
在我看來，今天的中國人正在從一個糟糕的政府體制中榨取最好的結果——透過長遠思考並執行一項讓他們的國家與二十一世紀經濟趨勢接軌的計畫。
但中國體制的弱點之一最近戲劇性地暴露了出來：被控腐敗的高級官員突然失蹤和被捕——人數之多，以至於如果高層官僚害怕做出可能讓他們入獄的開支決策，這可能開始拖累這裡的整個系統。或者正如一位中國經濟學家引用一句中國諺語對我說的那樣：「水至清則無魚」。
而美國呢？因為缺乏長遠思考，任命不稱職的內閣部長，並且每一屆新政府都會推翻前一屆政府的重大舉措（比如在清潔能源方面），我們正在把一個好體制折騰出最壞的結果。
抬頭看看四周吧。共和黨人正斥資超過二億美元幫助一個糟糕的人——被彈劾的德州總檢察長肯·帕克斯頓——競選德州參議員。特朗普正在大肆削減美國的科學研究預算，並趕走那些想來美國工作、學習和發明最優秀的外籍人才。特朗普摧毀了電動汽車產業以迎合高油耗汽車，而民主黨人則不認為讓我們南部邊境形同虛設是個壞主意，這反過來又有助於特朗普的再度當選。
我們要在美中（以及中歐）經濟關係中恢復一些平衡，唯一的方法不是去乞求北京，而是要重建我們的籌碼——再次認真對待我們的國家治理，製造具有成本競爭力的產品，以及制定目光不僅限於下週的長期計畫並切實去執行。
我完全知道該怎麼稱呼這個戰略——前幾天我在一頂紅色棒球帽上看到了它：「讓美國再次偉大。」
要是我們能開始把那些知道怎麼做的人選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