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世界報表示，今天的中國領導層並沒有完全否定毛澤東時代的一些治理原則。相反，他們從中尋找可以繼承的政治遺產，甚至毫不猶豫地把其中的一些方法運用到今天的治理之中。毛澤東時期的「楓橋經驗」就是一個例子。
1963年，浙江楓橋鎮被毛澤東樹立為典型，用來推廣群眾運動和基層解決矛盾的方法。在習近平時期，這套所謂的「楓橋經驗」逐漸變成了一套大規模的基層監控系統。
「楓橋經驗」的來歷
楓橋原本只是浙江省一個風景秀麗的小鎮。讓它聞名全國的，是1960年代初的一些政治事件。當時，中國剛剛經歷「大躍進」造成的嚴重飢荒。毛澤東在黨內受到一定程度的孤立，一些較為務實的領導人開始調整政策，例如允許農民出售部分農產品，以恢復經濟。
為了重新取得政治主動權，毛澤東發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把被懷疑不夠忠誠的地方幹部和前地主等人列為主要的教育對象。
在不少地方，教育的方法簡單粗暴：往往是抓捕、審判甚至處決。但在楓橋，方法有所不同。
據稱，當地一名前地主陳義林長期拒絕參加集體勞動，甚至在經過20多次的批鬥和假裝處決他的場面後，他依然繼續寫「反動詩歌」。但是，在討論和勸導活動中，經過當地群眾不斷的教育和鼓勵後，他最終「改造」成功。
這個故事在1963年秋天傳到毛澤東的耳中，並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就此誕生了所謂的「楓橋經驗」：不把所謂的「階級敵人」交給上級處理，而是在當地透過群眾的持續批評、教育和勸導來「改造」他們。
三年後，文化大革命爆發，中國陷入全國性的政治動盪和暴力之中。此後，中國領導人很少再提及楓橋，直到習近平重新關注它。
快遞員也被視為日常監控網絡的一部分
習近平曾在2002年至2007年間在浙江任職，並於2003年到訪楓橋，了解「楓橋經驗」。成為最高領導人後，他開始在全國推廣「楓橋經驗」。「楓橋經驗」被重新定義為維護社會穩定的有效工具。它要求地方幹部在地方層面就把問題給解決掉，也要求普通居民關注身邊的人和事，而不是只依靠國家安全和公安機構。
因此，群眾動員擴散到了全國，各種群眾性志願組織在全國發展起來。北京有「朝陽群眾」和「豐台大媽」等組織，廣州也出現了大量類似的志願者隊伍。他們負責留意社區中的異常情況，並向有關部門提供資訊。
2018年，楓橋還建立了一座陳列館，展示如何利用居民、警察、攝影機、無人機和社區調解員監控和發現異常情況。如今，外賣員和快遞員也被視為這種日常監控網絡的一部分，因為他們每天穿梭於社區之間，能夠接觸到大量的居民家庭。
法國世界報指出，這種大規模的群眾基層監控甚至延伸到了偏遠地區。《世界報》記者發現，在雲南一些距離楓橋約2000公里的鄉鎮，居民家的門上都貼有「楓橋經驗」的標牌，並公布一名當地「模範居民」的聯絡電話。全國還有2000多個派出所被冠以「楓橋」之名。如今，「楓橋經驗」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治安和監控體系的標籤。
把「楓橋經驗」向海外推廣
法國世界報還指出，中國政府甚至開始把「楓橋經驗」向海外推廣。
2025年，中國在向與其關係日益密切的索羅門群島介紹安全治理模式時，也提到了「楓橋模式」。當地警方表示，相關活動包括人口管理、家庭資訊追蹤、社區監控和指紋採集。這說明，這套源自毛澤東時代的治理方式，如今已經被重新包裝，並成為中國基層社會控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