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長期以來一直迴避討論種族問題,但這是否正逐漸成為撕裂國家的政治禁忌?發生在巴黎郊區、由蒙面黑衣人主導的騷亂和搶劫事件,或許能成為法國反思並尋求新方法的「警鐘」。
自學潮演變成騷亂和打砸搶以來,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一直籠罩著法國:誰是幕後推手?極右翼領導人瑪麗娜·勒龐聲稱,參與騷亂的年輕人來自移民人口聚居的社區。極左翼的激進分子讓-呂克·梅朗雄則認為,真正的症結在於執法部門,他指責當局的暴力和混亂的執法方式助長了暴力。與此同時,法國政府則將矛頭指向了極左翼的煽動者。
然而,任何試圖深入探討問題的嘗試,都會立即遭遇一種獨特的法國式抵制——一種長期以來根深蒂固的「色盲」原則。在法國,國家禁止收集關於種族、族裔和宗教的統計數據。這意味著執法部門無法記錄被拘留的法國公民是否為移民後代。企業、學者等非國家機構在收集這類數據方面也受到嚴格限制,違規者將面臨五年監禁和30萬歐元的罰款。
因此,在對騷亂的公共討論中,很難將族裔或信仰納入考量,因為在法國國家眼中,這些因素並不存在。對於在多元文化、混合身份和根深蒂固的種族政治中成長起來的美國人來說,不談論種族和文化差異可能顯得不可思議。但在法國,這些概念帶有深重的污名,因為它們與國家的基本原則背道而馳。
法國將自己的共和國視為啟蒙主義普世主義的典範。使一個人成為法國人的,不是其血統,而是其對普世價值觀、自由、法治和民主的忠誠。法國有一個詞用來形容試圖按族裔劃分法國的企圖——「社群主義」(communautorisme)。這被廣泛視為族裔宗教分離主義甚至內戰的先兆。
然而,近期的動盪表明,無論法國的「色盲」共和國是否看見,這些裂痕已經存在。抗議活動始於巴黎郊區,這裡居住著該國大部分穆斯林人口。數十年來,這裡的公立學校系統一直是法國同化移民社區的爭論焦點。關於穆斯林頭巾和法國世俗主義的爭論早已超出課堂,分化了全國選民,往往是沿著文化和族裔界線。
民調顯示,代表這種分裂的候選人勒龐和梅朗雄,在明年初的總統選舉中極有可能進入第二輪投票。而處於動盪中被淹沒的兩派中間派候選人,支持率不斷萎縮。正如研究法國族裔飛地興起的著名學者吉勒斯·凱佩爾所說:「身份政治正在政治鬥爭的話語中取代社會階層。那些表面上譴責這些新裂痕的人,實際上卻从中受益,甚至可能是始作俑者。」換句話說,法國的普世共和國正在產生它本應極力避免的結果。
法國大革命是為了推翻基於血統的等級秩序,建立以平等、自由和博愛等公民理想為基礎的國家認同。為此,革命領導人旨在顛覆封建結構,並團結構成18世紀法國的各種族裔和語言。當時,超過80%的居民無法流利說法語,方言從德語到凱爾特語、巴斯克語、奧克語、弗拉芒語、意第緒語、瓦隆語、諾曼語以及無數種帕特瓦語(一種克里奧爾語)。學校和軍隊成為了鍛造新法國公民的普世熔爐。
隨著19世紀工業革命帶來了比利時人、義大利人、瑞士人和西班牙人的湧入,法國在其人口普查中取消了關於宗教信仰或族裔起源的所有問題,階級成為法國社會內部的主要分界線。
二次大戰末期,駐紮在解放歐洲的黑人美國士兵在寄回家的信中,描述了他們在「色盲」法國找到的慰藉。他們可以在咖啡館、酒店、劇院和餐廳暢行無阻。美軍士兵與當地人之間的浪漫關係,似乎也幾乎不受任何種族隔閡的影響。然而,對法國人而言,戰爭是國家放棄普世主義可能導致何種後果的最終警示。
1940年,維希政權通過了首批反猶太人法律時,政府甚至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符合該法規的定義。他們的解決方案是強迫猶太公民到警察局登記,近90%的人這樣做了,最終導致許多人被驅逐到納粹死亡營。維希政權是一個與共和國傳統相悖的傀儡法西斯政權。
戰後政府也並非沒有矛盾。法國在北非的殖民統治,也讓其普世主義理想成為笑柄,因為阿爾及利亞的穆斯林人口與法國本土定居者相比,享有的政治權利有限。阿爾及利亞殘酷的獨立戰爭在1962年以暴力方式解決了這一矛盾,並迎來了新一輪移民潮。
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近200萬人,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塞法迪猶太人,從北非遷往法國。這些新移民加入了並很快取代了布魯塔利主義式高層住宅郊區(banlieue)的藍領工人,這些郊區是快速發展的法國為取代巴黎和其他大城市的城市貧民窟而建造的。法國社會的界限正在被重新劃分,但國家卻依然官方地對國家日益變化的膚色保持「無知」。
猶太人被驅逐的恥辱,促使戰後法國加倍強調「色盲」策略。1978年通過的一項數據保護法,禁止收集和持有揭示種族起源或宗教信仰的記錄,正是因為這類資訊曾被武器化。
正是在這種資訊真空下,讓-馬里·勒龐登場了。他於1972年與前納粹黨衛軍成員共同創立了極右翼的國民陣線。對他而言,成為法國人是血統問題。他說,納粹毒氣室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中的一個細節。他認為,如今法國正被移民,特別是來自法國前非洲殖民地的移民所淹沒。「他們將掌權,而法國人將低眉順眼,靠邊站,垂下眼睛。」 勒龐在2003年告訴《世界報》,並警告說總有一天法國將有2500萬穆斯林。
一年後,勒龐告訴一家極右翼刊物,人們對他說:「先生,現在已經是這樣了。」 勒龐沒有數據支持他的說法,但他的政治對手也同樣缺乏數據來反駁他。當時政府依賴研究人員的估計,稱法國穆斯林人口在400萬到500萬之間。這些估計主要基於從穆斯林占多數國家移民的人數,並未精確考慮其後代。
許多主流政界人士認為,參與討論文化差異以及這些差異是否在法國穆斯林社會經濟孤立中發揮作用,近乎種族主義,並為勒龐的言論提供了合法性。法國法院裁定勒龐的言論構成仇恨言論,並對其進行了罰款。
擁有阿爾及利亞血統的法國散文家、歐洲議會議員瑪麗卡·索雷爾-薩特(Malika Sorrel-Sutter)表示:「根本無法談論移民,因為一旦出現問題,我們想討論它,就會有人說,『你聽起來像讓-馬里·勒龐。你在胡說八道。』」
21世紀的暴力浪潮給法國的共和理念帶來了新的壓力。2005年,全國範圍內的郊區爆發了第一次大規模騷亂,起因是兩名青少年在躲避警察時觸電身亡。2015年,曾刊登先知穆罕默德漫畫的諷刺雜誌《查理周刊》編輯部遭到基地組織槍手屠殺,這些槍手是生於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公民。2020年,在巴黎郊區一所中學,歷史教師塞繆爾·帕蒂在課堂上展示《查理周刊》漫畫作為自由言論課程的一部分後,被一名車臣難民斬首。
每一次危機都被視為對法國普世模式根基的威脅。試圖理解其根源的任何嘗試也是如此。2005年騷亂前後,研究人員提出的一項涉及數萬人的調查,與禁止收集族裔數據的禁令發生了衝突。負責審查科學調查的法國隱私監管機構允許研究人員詢問宗教、國籍和感知到的歧視,但禁止他們詢問受訪者是否按種族、族裔或膚色自我認同。
參與該研究的社會學家休格斯·拉格朗熱(Hughes Lagrange)說:「如果收入水平存在歧視,為了對抗它,我們必須知道誰賺得多,誰賺得少。」
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提出了一項反對伊斯蘭分裂主義的法律,旨在應對其政府認為導致《查理周刊》和帕蒂遇害事件的激進伊斯蘭形式。但國家立即陷入了關於伊斯蘭分裂主義究竟意味著什麼的辯論。政府將其定義為某些穆斯林社區的宗教規則凌駕於國家權威之上,並起草立法以加強對清真寺和穆斯林團體的監管。包括梅朗雄在內的反對者則認為,這是在污名化法國穆斯林群體,是對普世價值觀的侵犯。最終,該法律獲得通過,但其中不再提及伊斯蘭分裂主義。
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光譜兩端的政治家們學會了如何繞開種族話題,即使他們參與身份政治。接管其父政黨的瑪麗娜·勒龐,稱法國是地球上最不種族主義的國家,她將自己定位為旨在統一國家的法律與秩序候選人。然而,她的競選核心提議是全民公投,旨在修改憲法,建立一個「兩級」法律體系,給予公民和非公民不同的權利,這顯然與普世主義背道而馳。
與此同時,梅朗雄在拒絕譴責哈馬斯為恐怖組織,並在2023年10月7日襲擊以色列事件後缺席反猶太主義遊行後,贏得了法國穆斯林的支持。根據出口民調,他在202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贏得了62%的法國穆斯林選票。他的總統競選綱領呼籲創建一個代表移民後代的「新維爾法國」。與其公開擁抱美國式的多元文化主義,梅朗雄更傾向於談論法國社會的「克里奧爾化」,即一種承認文化差異但不將其視為固定身份的概念。
在最近的騷亂之後,梅朗雄在約束中間派總統候選人的言論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前總理愛德華·菲利普,作為政界主流的總統候選人,最近被要求評價那些參與打砸搶的人。他表示:「實際上,有相當一部分,可能是一大部分的法國年輕人,我視他們為有移民背景的法國人。」 對菲利普來說,騷亂表明法國的融合模式在文化融合方面正在失敗。「我們必須審視自己,問問我們如何建立一個國家?我們如何讓那些一、兩代人或三代前來到這裡的人融入其中?」
梅朗雄迅速在X(前身为Twitter)上發文,指責菲利普用種族主義言論分裂國家。就在10月中旬騷亂發生幾天後,法國就面臨著它曾擔心身份政治會引發的族裔暴力。一名被當局確認為凱文·T(Kevin T.)的槍手,在巴黎一個郊區展開了一場槍擊,殺死了一名非洲裔男子,並打傷了包括一名12歲戴頭巾女孩在內的七人,該女孩身中數槍。他襲擊的郊區以培養出該國一些最著名的非洲裔演員而聞名。槍手後來告訴警方,他去那裡尋找穆斯林、非洲人、北非人類型的人。
當警方搜查他的住所時,他們發現了一本《我的奮鬥》(Mein Kampf)的複印件,以及寫著「100%法國」的貼紙,槍手聲稱這些貼紙是他自己設計的。馬克龍在騷亂後視察該郊區時告訴記者:「這是一個轉折點,警告公眾不要落入『一方對另一方』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