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當周，由歐盟委員會經濟與金融事務總司司長韋爾韋（Maarten Verwey）率領的歐盟高級經濟官員代表團，將在北京與中國對應方進行「宏觀經濟對話」。據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歐洲央行、歐元集團和歐盟委員會的三方高層代表計畫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訪問北京；不過，目前尚未確定具體日期。
報導指，若訪問成行，將標誌著這一方式的重啟，並成為十多年來與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和中國財政部長藍佛安舉行的首次正式會晤。相關對話已於本月初在曼谷舉行的全球金融會議期間啟動。
這支歐方代表團可能由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率領，隨行還會有歐盟委員會經濟和生產力委員東布羅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以及歐元集團主席皮埃拉卡基斯（Kyriakos Pierrakakis）。歐元集團是歐元區成員國財政部長組成的、通常每月舉行的非正式會議機制。
在此背景下，歐洲政界對人民幣匯率被低估的問題表現出高度關注。歐盟領導人認為，這使得中國產品對歐洲買家而言變得更加便宜，並成為所謂「中國衝擊 2.0」的重要推手。人民幣並非自由浮動貨幣，這意味著其價值並非完全由市場力量決定。數十年來，這使得中國的貿易夥伴們懷疑人民幣匯率被低估，目的是促進出口——而出口正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對於人民幣相對估值的評估，各方觀點差異巨大。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6年10月的最新評估報告，人民幣實際匯率被低估的幅度在17.3%至25.3%之間，中間值為 21.3%。
而總部設在倫敦的智庫、歐洲改革中心（CER）的研究人員則認為，這一比例接近30%。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的一項研究也指出，基於對中美物價的分析，未來幾年人民幣仍有相當大的升值空間。
總部設在布魯塞爾的企業遊說組織——歐洲商業聯合會（BusinessEurope）上週表示，中國「積極抑制人民幣升值——而如此規模的順差本應會引發人民幣升值——從而人為地維持了出口競爭力」。這種做法「加劇了國家的直接支持」。
但無論是在公開場合還是私下裡，中方都進行了反駁，並指出官方數據顯示，2026年人民幣兌歐元匯率已升值近10%。潘功勝在央行關於10月15日會議的官方通報中表示：「全球失衡不能依靠匯率調節」，並強調「匯率受經濟增長、貨幣政策、金融市場、地緣政治、突發風險事件等多種因素影響，與經常帳戶不存在簡單線性關係」。上述發言摘自潘功勝在二十國集團（G20）於泰國曼谷召開的今年第三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發言官方通報內容。
據知情人士透露，潘功勝和藍佛安在抵達曼谷時做了極其充分的準備。潘功勝在歐盟圈內頗受好評，被視為一位務實的官員。最近幾週，他會見了一連串歐洲高級官員，其中包括法國和瑞典的央行行長，以及法國總統馬克宏的外交顧問博納。
儘管如此，在曼谷，潘功勝禮貌地援引了央行一週前發布的一篇長文；文中指出，中國央行並不認同那種認為人民幣受到操縱以促進出口的分析。
10月8日發布的這篇長文指出：「對於中國貿易發展的國際競爭力，央行強調，中國貿易發展根源於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過去人民幣多輪升值並未影響中國貿易發展，貶值時期中國出口份額也沒有更快提升。中國是負責任大國，在過去多輪次、高強度外部衝擊中，從未搞競爭性貨幣貶值，從未順勢推動人民幣貶值來促進出口」。
文章寫道：「對於通過干預匯率來獲得貿易競爭優勢的論調，央行表示，全球外匯市場交易體量巨大，很難持續干預並影響外匯市場。2025年全球外匯市場日均交易量近10萬億美元，其中人民幣日均外匯交易量超過8000億美元，離岸市場交易佔比約80%」。央行稱：「每一筆交易都在影響匯率走勢，中央銀行基本不具備影響匯率中長期走勢的干預實力，一國也不可能通過長期壓低匯率就能持續增強貿易競爭力」。
與此同時，歐方在提出這一問題時十分謹慎，以免給人留下其是在與美國聯手針對中國的印象。這一敏感議題被包裹在「全球失衡」的外交辭令之中；歐方指出，若將中國的消費不足，與歐洲的投資不足以及美國的過度支出放在一起考量，那麼中國的消費不足確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歐方努力避免表現出對抗姿態——官員們轉而強調雙方如何攜手解決這些失衡問題，其中匯率便是需要應對的議題之一。理想情況下，歐方希望能一窺中國官方內部的財務數據，以便對人民幣進行重新評估，儘管這種可能性並不高。
歐洲央行的一位發言人表示，該對話「旨在就所有相關經濟政策進行全面探討，議題涵蓋全球失衡及其深層原因，以及為實現雙方乃至全球經濟利益而進行有序再平衡的必要性」。因此，曼谷會談並未取得突破，但被視為開啟相關技術性討論的門戶；在這些討論中，技術專家將專注於具體數據，而非陷入政治口角之中。
然而在歐洲，人民幣匯率問題已演變為一場混亂且備受主流政治關注的議題。據報導，德國總理默茨（Friedrich Merz）本月在對華政策上的重大轉向，直接源於一項研究；該研究指出，人民幣匯率被低估與德國工業所面臨的困境之間存在關聯。
默茨上週在柏林出席一場活動時說道：「任何通過不公平補貼、產能過剩、激進定價或人為壓低本幣匯率來擾亂市場運作的行為，都必將預期到相應回應」。
今年6月，默茨曾以《廣場協議》為例，將其視為應對當今貨幣操縱問題的參考範例；該協議達成於1985年，當時美國施壓日本，迫使其接受日元大幅升值，旨在抑制日本的貿易順差。
歐洲分析人士認為，允許人民幣升值將有助於緩解歐洲製造業核心地帶所面臨的困境，並有助於避免可能爆發更大範圍的貿易戰。歐洲改革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托爾多伊爾（Sander Tordoir）指出：「如果重估的幅度相當可觀，那當然會產生顯著影響」。他也是一篇論文的合著者，據報導，正是這篇論文促使默茨等意識到有必要調整對華經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