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介绍:APEC于1989年由澳洲倡议发起,共有21个成员。1991年,台湾以「中华台北」(Chinese Taipei)名义获邀加入。根据中美两国在1993年美国西雅图APEC会议时就台湾参与形式达成的所谓「西雅图模式」,台湾通常以总统委派的经贸界领袖作为代表与会。2026年11月11日,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宣布,由台湾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代表台湾出席深圳峰会。但在此之前,北京方面仅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邀请函,引发台北当局抗议,认为此方式缺乏尊重,破坏了台湾应享与他国会员相同的礼遇原则。
邀请函争议:政治信号还是外交冷处理?
法广:这是中国自2001年以来第三次主办APEC峰会。第一次是在2001年,当时是陈水扁政府时期,民进党首次上台执政。因为代表人选问题,台湾最后缺席了该次峰会。2014年中国再次主办峰会,恰逢马英九自2008年领导国民党上台执政后,两岸关系快速回暖升温。在上海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与时任台湾代表、前副总统萧万长会面。但2026年的深圳峰会,两岸关系高度紧张,台湾是否以及如何出席自然也就成为一个话题。首先,您如何看待近期围绕邀请函问题的争议?北京方面是否确实有意为台湾方面的参与制造一些难题?还是说北京方面只是想借此为台湾的参与权重新制定一个符合北京意愿的框架呢?
王宏仁:我觉得两者当然都有。不过,比较贴近事实的是,对岸当然也希望重新界定台湾的参与地位,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些是内政问题……虽然他们还是以「中华台北」(Chinese Taipei)的名义发邀请函,但会做一些小动作,不是用过去派员递交的方式,而是用电子邮件寄送邀请。这当然也跟现在两岸之间,台湾执政党民进党与中国之间的官方沟通管道不畅有关。其实基本上就是中方自己片面决定,要对台湾民进党的官方接触采取冷处理。所以采用电子邀请函的方式。这当然是非常失礼的。因为从1991年台湾入会开始,身为会员,应该接受什么样的对待,本来就有既定的模式。台湾应该跟其他国家一样才对,而不是因为这次中国是主办国,就可以有不同的对待方式。所以我们当然有透过外交部提出抗议。即便对岸没有否定台湾的会员资格,但从外交务实的层面来看,这种邀请程序本身就已经附带了政治意义。我觉得北京最希望的,当然还是能够重新界定台湾的参与地位。只是我们现在还在观察他们要如何重新界定。台湾本来的参与地位就应该是按照APEC会员的资格。现在用这种方式,就没有完全符合平等、尊严和安全参与的原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互惠原则,涉及参加APEC会议的基本权利。
法广:围绕这次峰会,对于台湾的名称,双方的分歧也非常明显。北京的官方声明中都使用「中国台湾」,但对台湾来说,参加APEC会议的名称一直是「中华台北」(Chinese Taipei)。
王宏仁:我觉得这主要还是(北京当局)为了满足内部宣传需要,以显示他们在台湾问题上从不让步。但我觉得这其实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实际认知,是在自欺欺人,只是为了对内宣传。我觉得,在国际上,大家并没有这样接受,甚至很多国际友人也不是很认同「中华台北」的说法,因为这个词本身很容易让国际社会混淆。当然,我们之前也是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妥协,接受了这样的名称。但大家对台湾这个称呼还是比较熟悉的。
台湾代表人选的考量与延迟公布的原因
法广:台湾近年派出的与会代表大部分都是企业界领袖。这次也不例外,选择了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但是为什么今年的人选一直到11月11日,也就是距离峰会启动只剩一周的时间才宣布呢?这中间有什么难处吗?
王宏仁:台湾政府必须考量很多(方面),例如国际知名度、专业能力、是否有一定的代表性等。因为我们每个时期想要表达的政治意涵不太一样。
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经济论坛。透过这个经济领袖会议,台湾想要表达:台湾至少在科技、半导体这些领域很重要。所以,总统还是会希望这个人选具有这方面的专业能力。当然还要考量当事人的个人意愿,以及相关人选过去是否曾维护国家利益等等。另外一个延后公布的原因,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观察对岸有没有一些不寻常的动作,例如邀请函的形式,以便做相应处理。所以,当然是有多方面的考量。而今年情况比较复杂,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主办国是中国。
以科技外交规避政治干扰?
法广:从赖清德对施振荣代表台湾出席提出的三项使命来看,您觉得和以往台湾派去参加APEC的代表的使命有什么不同吗?还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台湾也适度降低了一些要求?
王宏仁:施振荣并不是第一次担任APEC领袖代表。他在2007年的时候,就曾代表台湾出席在澳大利亚悉尼的APEC会议。他当时曾推动APEC数位机会中心倡议。也就是说,对于APEC运作、对于国际经贸交流等,他是有经验的。我觉得总统考量到这一点。第二点,施振荣先生长期在台湾科技产业发展,无论是在个人电脑领域,还是在推动台湾品牌走向国际的努力中,甚至现在的AI或是数位经济的部分,他都有参与,都有代表性。所以,他的专业能力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在目前两岸政治僵局的情况下,我觉得台湾政府方面还是希望让台湾以科技和经济合作这种比较实质的贡献,去争取更多的国际交流空间。因为毕竟会议地点在中国,我们不希望有政治干扰,当然就是以我们擅长的、也是政治敏感度比较低的科技以及经济合作这个部分,去跟其他国家交换意见。我相信这样做也会比较容易,因为其他国家也会觉得,这样中共就没有打压的理由了嘛。
当然,我觉得(赖清德)总统还是希望施振荣,以他自身的这些背景,可以不会完全受制于现在的两岸政治议题的僵固性,把焦点放在AI合作、供应链安全、科技创新这些领域。这样在与这些APEC会员互动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
深圳峰会的大国博弈与台湾议题
法广:APEC原本的核心议题是经济问题,但这次很有可能是大国外交的平台。特朗普和习近平将举行今年第三次会晤。而且,目前的信息显示,在会议期间,可能会有一次中俄美三方的高峰会谈……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台湾问题会不会真的成为一个重要话题?还是说中方只是会借助一些形式上的安排来矮化或遮掩台湾的能见度?
王宏仁:我觉得,台湾成为一个议题或焦点不太可能,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经济领袖会议,而且也是一个多边会议的场合。如果中方将其提升为要做讨论的议题,即便只是跟美国、跟俄罗斯来讨论,这都不是他们现在关切的议题,其他国家也没兴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不认为北京方面会笨到把这个议题拿来跟其他国家讨论。但中国方面比较可能会做的,就是在一些场合上面做一些限制。以去年APEC釜山会议为例,台湾当时的代表林信义部长跟多国元首交流时,例如与高市早苗合照等,中方都非常不高兴。中方连这种比较简单的交流互动都非常在意,我相信他们不会希望类似情况在深圳发生。所以可能会有一些阻挠的小动作。但是把台湾变成一个议题,透过领导人之间的这种外交平台去处理,我觉得不会发生。
至于美中俄三方领导人可能会见面,我觉得,我们开始听到的消息是,中方当时并没有要举行三边会谈的高度意愿,反而是俄罗斯和美国更有高度的兴趣。但就算是最后确实有三边领导人的会晤,我觉得他们能够达成的共识还是相当少,因为中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特别是涉及俄罗斯有兴趣的乌克兰战争,中国不希望表达任何立场;美国感兴趣的所谓的伊朗核不扩散,或是所谓的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管控这些议题,中国也没兴趣,因为不想让自己被牵制其中。所以,有些东西没有办法谈拢。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最后有三边会谈,我相信能够达成三方面都接受的共识,也会相当困难。所以我觉得不会出现好像三大国形成某种G3,而不是此前讲的G2,去决定包括台湾的地位问题或其他国际政治的一些问题。
三个指标观察台湾参与情况
法广:其实在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之前,已经有过一些部长级的会谈,台湾的劳动部长去南京出席了会议,台湾的财政部长也在香港的会议上与中国的财长同时出席……从这个情况来看,您觉得施振荣在峰会期间与北京官方或非官方人士,有一些互动交流的可能性存在吗?
王宏仁:当然还是有。施振荣的夫人也获邀参加主办方为领袖配偶安排的一些参观活动。但基本上观察台湾在这次峰会上的参与情况有三个指标。第一当然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台湾的代表或代表团是否能够完整地参加所有的会议与活动。另外一点,是我们能不能跟重要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韩国等这些经济体的领袖,去做自然的交流。现在其实还看不出来实际会遇到什么样的限制。最后一点,是以台湾代表的身份,他的发言、记者会等公开的活动会不会受到什么不合理的限制,例如不准开记者会,不管是明示或暗示。或者不能拍照、不能公布与其他领袖的照片等要求。这些都需要在会议过程中去观察。
至于您提到此前劳动部部长或经济部部长参加会议时,看起来没有出现这些小动作。可是对中国来说,施振荣是代表台湾赖总统与会的话,它的政治意义更大。
我觉得,就中国这次APEC东道主的身份来讲,如果习近平真的要争取台湾社会对他的一些认可的话,他应该主动向台湾表达善意。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握手拍照,与台湾代表寒暄。我觉得,如果他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他真的也不要说什么要争取台湾民心,要跟台湾社会来做交流互动这些话了,因为这代表他不是一个度量宏大的领导人。
法广:但在最新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60周年的讲话中,他还是强调「坚决反台独」……
王宏仁:但是,讲话里也说到:「有事好商量」。他好像也表现出愿意跟台湾各政党及社会交流:「有事好商量,希望团结一致」等等。这些话大家都会说。但在国际场合里面,能不能有度量包容台湾在国际社会的活动,这个比任何讲话都更能争取部分台湾社会对这个政权或对这位领导人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