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您最近出版的《當代中國的抵抗性思考》，為那些對中國現行體制持批評態度的知識分子提供了發聲管道。如今他們還剩下哪些公開表達的空間？知識界的辯論結構優勢怎樣的？
程艾蘭：我質疑當今中國仍然存在多元化公共領域的說法。目前能夠聽見的聲音，都是政權所容許、甚至鼓勵的聲音。政權需要一些知識分子，他們生產出的某種「內容」，來幫助政權證明自身的合法性。
我和我的同事克洛伊·弗魯瓦薩爾（Chloé Froissart）合作編輯的這本書《當代中國的抵抗思想》，正是希望讓那些已經逐漸失去發聲機會的知識分子重新被人聽見。他們之所以不再能夠發聲，是因為有些人被投入監獄，有些人則被迫保持沉默。
我想強調一點：這些人並非「異議人士」。他們都是深深紮根於中國體制內的作者，其中幾位還曾獲得真正的學術聲望。他們的「錯誤」在於，在某個時刻，對中國社會提出了與官方敘事相悖的、洞察深刻的分析。借用習近平使用過的一個說法，他們沒有「正確地」講述歷史。
這本書裡還收錄了兩位中國維吾爾學者的作品。他們都曾公開效忠國家和共產黨，卻最終被判處終身監禁。
為了保護所有作者，為了不讓他們承擔出版這本書所帶來的責任，我們的翻譯未經他們的同意，且都是已經在中國流傳過的文章。這些文章中的大多數，都曾在發表後不久遭到審查和封禁，有的審查速度較快，有的則較慢。儘管如此，我仍然認為這些知識分子及其思想，對中國社會具有重要的價值。
問：這些知識分子說了些什麼？
程艾蘭：其中有些是憲法學者，他們致力於捍衛憲法條文。中國的確擁有一部憲法。如果嚴格按照憲法的條文執行，它所能提供的保障將是相當可觀的。此外，還有一些是歷史學家，他們解構國家敘事，並以含蓄的方式提醒人們：中國有著獨立史學的傳統。
本書用整整一章的篇幅介紹了來自少數民族的作者，其中當然包括維吾爾族、但也包括藏族和蒙古族學者。他們致力於保護中國的民族與文化多樣性。我提醒大家，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國仍然是一個多民族國家。
問：您在這本書的序言中提到，它差點無法問世。為什麼？
程艾蘭：恐懼的情緒甚至蔓延到了法國。我們需要一些譯者，他們不僅要精通中文，還必須熟悉中國的知識界環境，這樣才能理解文章中的各種典故與背景。有時，作者正是藉助這些典故，以微妙而間接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分析。令我們非常驚訝的是，我們遇到了相當多的回絕。有好幾位譯者不願意以自己的真實姓名發表譯文，因為他們擔心，這會導致自己今後無法獲得中國簽證。
問：那你呢，之後回過中國嗎？
程艾蘭：就我個人而言，我不會冒這個險的。
問：這些文章能在某個時期發表，似乎說明中國曾經有過一定的公共空間。
程艾蘭：不妨說，某種形式的公共領域之所以能出現過。那是因為共產主義政權從未真正實現過民主或自由。但自習近平上台以來，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危機之後，中國對大學的管控和監控的力度顯著加強。課程內容受到審查，一些教室甚至安裝了監控攝影機。學生也可以檢舉課堂上任何違規內容。這不可避免地導致了自我審查，而由於缺乏明確的底線，這種自我審查尤為有效。
就在最近，一些主流經濟學家也因為對中國經濟的分析不夠樂觀，而受到了批評。要知道，這算不上異議。然而，他們仍然面臨嚴峻的風險：可能失去職位、薪水，甚至被要求將護照交給當地黨組織保管。
問：這種強硬化在習近平執政時期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
程艾蘭：這代表著意識形態層面的全面收緊。自毛澤東以來，習近平是唯一一位將個人「思想」寫入國家憲法的中國領導人。從低到高，各個層級都開設了有關「習近平思想」的課程。習近平認為，他的思想應當成為唯一的指導性思想。再加上一個高度發達、以新技術為基礎的監控系統，所有這些因素都共同指向一個目標：實現全面控制。
當人們問我「中國人究竟怎麼想」時，我常常想回答：試想一下，如果你設身處地在他們那樣的生活環境裡，會作何感想？此外，這種數位化獨裁也應該促使我們反思：在法國，我們應該如何定位這些新技術，即使我們目前仍然擁有能夠保護個人權利的機制。
問：您曾說過，自己最引以為傲的事情之一，是在法國的「美好文學」出版社（Les Belles Lettres）創建了「中國文庫」系列。這套叢書堪比「比代古典叢書」（Budé），比代叢書匯集了希臘文和拉丁文古典著作的譯本。
程艾蘭：的確如此。我們剛剛慶祝了該系列出版的第五十卷，其中收錄了譚崤的《變形記》，這是一部十世紀（唐末五代）時期的著作。就出版數量而言，我們遠不及擁有百餘年歷史的「比代」系列。但編纂這個系列對漢學而言意義重大，因為文言文是一種學術語言，它如同中世紀和近代早期歐洲的拉丁文一樣，在東亞地區長期使用。該系列還涵蓋了韓國和日本等國家的文獻，我們希望不久後能翻譯一部越南的著作……
問：那為什麼今天還要研究中國的古典典籍？
程艾蘭：我常說，我最關心的問題，也是我至今仍在探索的問題，就是漢學研究的連續性。長期以來，漢學界一直將研究劃分為「古典」和「現代」兩個時期。對於二者之間的界限，沒有人達成共識：最激進的觀點認為分界點在1949年，也有人追溯到16世紀。就我而言，我拒絕人為地劃定任何界限。
在中國，古典文化無處不在。它體現在知識分子的著作中，有時甚至出現在社群媒體上，例如，用來隱晦地批評政府。它不斷地被挪用和再挪用，包括政府自身也在這樣做。因此，我們必須回歸文獻，翻譯它們，並加以闡釋，才能真正理解它們。因為中國遠非難以捉摸。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