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冠聰在黃之鋒判囚後向海外香港網媒《綠豆》表示，自離開香港後，已沒有與黃之鋒聯絡，指他們串謀犯案的證據薄弱。當被問到選擇留港的黃之鋒未來須在獄中度過漫長歲月時，羅冠聰一度哽咽抹淚，說：「黃之鋒的人生有一半的時間也要在獄中度過」。他不想以現在的事情去判斷當時黃之鋒應否留港，重申黃之鋒對香港有很深厚的感情。
他批評，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後，北京的政治訊息可以直接轉化為法庭的裁決，先決定要哪個人有罪，以及監禁多少年，控方再尋找所謂的證據指證，透過法庭判案，落實北京想要的結論和裁決，黃之鋒案正是其中一個例子。
羅冠聰其後再於社交平台發文表示，對判決感到無語，判決亦反映目前香港的政治異議空間已消失殆盡，監禁已成為新常態，現在只能憑回憶思念昔日與黃之鋒相聚的時光，期待有一天能與他重逢。
美國喬治城大學亞洲法中心高級研究員黎恩灝分析判詞後認為，法官僅憑黃之鋒承認在《國安法》生效後仍有在社交媒體轉發羅冠聰的帖文等案情，便裁定黃之鋒案屬「罪行重大」，難以找到證據與裁決之間的因果關係。他認為，法庭似乎已預設黃之鋒與羅冠聰是預謀犯案，並將黃之鋒承認作出的言行，裁定為涉及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卻未有進一步說明，轉發帖文如何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令人質疑《國安法》的定義過於廣泛，甚至涉及以言入罪。
黃之鋒案是繼黎智英案後，另一宗涉及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判刑案件。黎恩灝指出，兩者的情況不同，黎智英選擇不認罪，而黃之鋒選擇認罪，因此法庭在審理黎智英案的過程中，需要逐一說明採納的判案邏輯和理據，但這一點在黃之鋒案中卻有所欠缺。
他指出，黃之鋒倡議制裁中港官員，以及去信以色列公司，要求停止向香港警方提供提取手機數據的工具，為何會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法庭未有進一步解釋相關的因果關係，容易令外界認為，法庭雖然聲稱，在決定國安案件是否屬「罪行重大」時，會考慮多項不同因素和準則，但相關判斷仍難免受到詮釋過於主觀的質疑。
儘管法官一再強調《國安法》沒有追溯力，但黎恩灝指出，在判詞卻大量引用黃之鋒在《國安法》生效前的言行，作為量刑時考慮的因素，不禁令外界對《國安法》沒有追溯力的說法產生懷疑和爭議。
此外，黃之鋒的一眾昔日戰友，不約而同在案件判刑後於社交平台發文談及他。 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曾因參與重奪政府總部前「公民廣場」行動，與黃之鋒和羅冠聰一同被裁定非法集結相關罪名成立，同遭監禁的前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周永康，在黃之鋒被重判後於社交平台發文說：「苦難是一種提醒，讓自己醒一醒，怎樣走下去？」
已流亡海外的張昆陽，曾於2019年到外國遊說，推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並在2020年與黃之鋒組成聯盟，參加民主派初選。他在社交平台發文，感謝黃之鋒燃亮了這座曾經紙醉金迷的都市，讓許多人找到自己生命的使命與歸宿，並提醒大家，即使身處絕境，仍有選擇堅強的自由，而自由需要大家主動選擇和堅持。他呼籲香港人不要忘記黃之鋒。
前香港眾志常委梁延豐則指出，認識黃之鋒15年來，對方有一半時間都在獄中度過，沒有想過要再等多10年才能重見。他以升學時被分派到不同班級比喻兩人的分離，希望黃之鋒不會再留班，可以盡快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