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廣: 非常感謝蘭朱莉女士接受法廣的採訪,這在您看來,下週即將舉行的峰會最大的看點是什麼?
Juliette Landry : 對我們來說基本上有四個關鍵的議題: 全球評估、資源調動、遺傳資源數位序列資訊(Digital Sequence Information,簡稱 DSI)以及原住民族代表機制。 當然,峰會屆時會有其他的一些發佈,例如,亞美尼亞也會提出一些關於山地生態系統,以及利用高科技更好地監測自然狀況的倡議。 此外,還有一些國家希望聯合起來,共同應對有害補貼問題。我們需要審視所有這些,看看《生物多樣性公約》將如何與其他正在進行的國際倡議相契合。
法廣:聯合國已綜合了來自各國的更新報告,發表了一份全球報告,那麼這份報告總的來說究竟是喜是憂?
Juliette Landry :首先可以說好消息是各方對《昆明——蒙特利爾框架》的承諾已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與其他以往的全球框架,特別是《愛知目標》相比,各國從未作出如此多的承諾,也從未見過如此多的進展跡象。 可以說,各國在諸如入侵物種和目標四等目標上都取得了進展。 事實上,當我們把各國的雄心加總起來時,我們就更接近於我們在全球層面需要共同努力的目標。不過,另一方面,我們也意識到,其他一些全球目標的實現則要困難得多。我對這份全球報告做了一些分析,我的結論是: 對於那些幾十年來一直以傳統方式實施的目標——也就是與保護、保育以及更傳統的生物多樣性目標相關的目標——我們取得了一些進展, 但是,對於那些更具社會和經濟性質、針對特定領域的目標——我們看到存在一些不足,也看到實現這些目標並不容易。尤其是在將生物多樣性納入部門政策、改革和取消對生物多樣性有害的補貼方面。 因此,我們也希望第十七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能夠在這方面發揮作用,重新推動相關的行動。
法廣 :中國是否已遞交評估報告,內容又如何呢?
Juliette Landry :是的。 就中國而言,情況比較複雜, 很多國家都提交了報告。 中國的國家報告指出,如果將「生態紅線」政策納入30%的目標,那麼,他們得出的結果是已經達到了30%的目標。 這些區域的劃定是在2023年確定的。當然,這30%的目標是可以因國家的具體國情而定的,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全球目標,並不意味著每個國家都必須執行30%。 因為這取決於各國的具體情況,取決於各國的生態系統,取決於它們面臨的壓力,不能要求小型發展中的島國必須保護其30%的領土。 但有些國家可以做得更多,總而言之,中國在其國家報告中指出,如果將「紅線」的七項空間規劃政策也包括在內,那麼,這個保護範圍則為30%。
法廣 :當然,這裡的30%涉及的僅僅是對陸地的保護,而對海洋的保護則相對要落後得多。另外,關於貧困國家關注的有害補助問題,中國政府在報告中怎麼說?
中國聲稱完成改革有害補貼數字為O元
Juliette Landry : 是的,關於這一點,我建議你去看一下中國遞交的報告。也許我的翻譯有誤。 中國表示,到2024年,不再有任何對生物多樣性有害的補貼和激勵措施。 也就是說,中國已經完成了改革。必須指出的是,聯合國的全球評估是基於各國報告的基礎而進行的,但這些報告未必經過核實。因此,公民、民間社會和專家也需要關注這些報告。 的確,從二月份到現在,我們沒有太多時間閱讀150份國家報告,並逐條核查是否真正達到了報告所列水平,總之中國政府在其報告中指出:「中國已完成有害生物多樣性的補貼改革,有害生物多樣性的補貼和其他激勵措施的價值為0元。中國政府已系統性地識別、評估並改革了那些原本可能鼓勵過度開發、導致棲息地破壞或加劇環境污染的財政補貼政策。例如,在農業領域,調整了客觀上導致農藥化肥過度使用,進而影響土壤健康和周邊生態系統的補貼方式;在林業領域,改革了可能誘導天然林轉為單一經濟林的補助政策;在能源領域,逐步取消了對化石燃料中不利於环境保护的補貼部分。從源頭上消除了公共資金對生物多樣性的潛在負面影響。“
所以,當你讀到這些時,你可能會想:「哇!這個國家為實現目標18做出了巨大貢獻。」 但仍然值得更深入地研究一下。 只是目前我們還沒有掌握如此詳細的資訊。
法廣: 另外,融資問題一向是多邊談判的一個老大難的問題,已開發國家曾經承諾到2025年每年應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至少2000億美元,到2030年增加到每年3000億美元,因而這7000億美元的缺口如何獲得填補?
Juliette Landry :首先,從數字上來看,7000億美元是我們所說的總體資金缺口。 它不一定是 指南北資金流動, 而是涵蓋所有方面。但是 ,關於南北資金流動,我們在《昆蒙議定書》框架內規定的數字約為200億美元。 這就是2025年的目標;我們正朝著這個目標不斷邁進。根據最新數據,這個數字已經達到180億, 到2030年,目標是達到300億。 中國實際上是捐助方,這意味著,通過昆明基金中國也為其他國際機制做出了貢獻 。 但在計算這200億美元的方案中,中國並沒有被包括在內,因為它是基於經合組織(OECD)的方案,事實上,中國在某種程度上是個例外。 不過,這目前是談判中的一個因素,因為一些國家—— 特別是那些預算正在大幅削減的西方國家——會說,實際上,我們需要更新南北融資和《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的捐助國名單。 關於這一點的談判已經於今年夏天在內羅畢開始,而且進展非常艱難。 在這一點上,中國的立場明確而堅定:中國確實為南南合作做出了貢獻。 中國願意提供援助。 但絕對不想被列入貢獻國名單。 所以今年夏天有幾個討論方案擺在桌面上: 例如加拿大、日本、歐盟等國提出需要根據客觀標準,比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標準,來審查這份名單。但遭到中國、巴西等國的反對, 還有其他方案,提出集體反思共同審查這份名單的標準。 但也遭到中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反對。這份名單自2006年以來就維持不變,所以,第十七屆締約方大會將要談判一個折衷的方案,也就是花兩年時間來考慮一下被列入這份名單的後果。要知道,這對沙特阿拉伯和卡達等國來說,是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他們根本不想討論這個問題。 因此,擴大援助國範圍問題將在第十七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17)上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
同在聯合國氣候峰會上一樣,中國始終堅持自己發展中國家的地位,拒絕加入援助國的行列,不過,與此同時,中國也確實透過南南合作的渠道向貧困國家提供援助,在生物多樣性領域,也同樣如此,中國在2022年中國率先出資15億人民幣設立了「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據中方介紹,已在40多個發展中國家落地專案,不過,蘭朱莉女士表示,對類似的專案進行評估目前還為時過早。
法廣:去年峰會設立了「卡利基金」(Cali Fund)以及有關遺傳資源數位序列資訊的共享機制,下一步要看的是如何明確全球企業因使用DSI應向該基金支付多少,以及這些資金如何公平分配給發展中國家和原住民?那麼,中國政府是否關注此一問題?
Juliette Landry :是的,這確實是一個重要問題。 因為卡利基金和多邊機制,是卡利峰會(COP16)上通過的一項有趣的創新,它允許調動私人資金。我認為這是《生物多樣性公約》的一項非常有趣的創新,至於中國的立場。 總體而言,中國支持這一機制。 我上次參與談判時,中國表達的觀點是關於一些大家可能不太關心的話題。 例如關於計劃在COP18上評估該機制的,中國會說,還為時過早,不過中國仍然支持該機制, 總之,所有國家都同意,目前這個基金資金僅有6000美元,但這是因為各國沒有義務向該基金捐款。 而這最終也將在峰會上決定, 例如,能否提出某種證書制度? 如何實施? 我們如何測試激勵企業透過該基金分享利潤的方案?但可以說,中國不會阻撓它。 關於對這個議題的討論相當有建設性,就如同對其他議題一樣。
中國聲稱:原住民族土地利用權不適用於中國國情而未應用
法廣: 最後,去年的峰會還設立了一個新的保障原住民族居民參與的機制,中國媒體對此鮮有報導,中國遞交給聯合國的報告中在此一欄目上是一片空白,相關的解釋是: 原住民族和地方社區傳統領地上的土地利用變化和土地保有權)因不適用於中國國情而未在國家監測和報告體系中得到應用。如何解釋北京拒絕納入第22 個目標。它的具體內容又是什麼?
Juliette Landry :兩年來,一個新的機構成立了,專門負責傳統知識的研究,尤其包括原住民族和當地社區的傳統知識。 這個機構是與DSI共同創建的,也是卡莉的兩項創新之一。 因此,除了現有的框架之外,還有一個負責處理生物多樣性傳統知識的新附屬機構,這必然會在文本起草等方面賦予原住民族和地方社區重要的地位。 關於這一點,第十七屆締約方大會(COP17)需要決定他的運作模式,議程上的問題包括:該機構將由兩位共同主席負責起草締約方大會的決定。 其設想是由締約國指定一位共同主席,另一位共同主席則直接由原住民族和地方社區透過其自身的代表機制選出。 然而,這引發了一個關於主權的問題。我們想強調的是,這是一個附屬機構。 所以,原住民族和地方社區的參與度會更高,但最終決定文本的仍然是締約方大會(COP)。 因此,各國顯然仍然有權改變他們對將在締約方大會上提交的文本的看法,但就多邊主義而言,這也是一項有趣的創新,因為我們不再總是處於純粹的政府間框架內。 還有其他一些群體正在組織起來,他們也應該得到更好的代表, 所以這將是一個重要問題。 我們知道,有些國家,例如俄羅斯,完全反對賦予原住民族和地方社區在多邊主義中更直接的作用。 中國自然也非常關注國家主權。 所以,主要就是以上這些關鍵的問題。
非常感謝法國永續發展與國際關係學院的生物多樣性專案負責人Juliette Landry 蘭朱莉女士接受法廣的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