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中國的社會情緒日益低迷。
經濟疲軟讓許多人深感幻滅。在私下交流以及受到嚴格管控的網路上，這種心境透過不斷降低的期望和默默的焦慮表現出來。
如今，部分此類情緒可能正以更令人不安的方式浮現。
今年三月，一名男子在北京市郊的一個露天市場駕駛重型工程車衝撞人群，據報導造成數人死亡。六月，一架小型飛機在首都撞向一棟知名辦公樓，導致飛行員死亡及另外十三人受傷，可能是一起自殺事件。上個月在南方城市廣州，一名男子因涉嫌在繁華商業區劃傷多名女性臉部而被逮捕。
此類事件在中國十分罕見且受到嚴格審查，因此很難（即便並非不可能）查明其動機。然而，在一個發洩對政府政策的不滿會面臨危險的國家，我產生了一種揮之不去之感：人們正開始將憤怒與挫敗感發洩在彼此身上。
聚焦於中美競爭的北京正投入大量資源發展先進製造業和科技產業，將其視為國家經濟成長的未來引擎。上週在白宮與川普總統舉行峰會期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滿懷信心地表示，中國正在其現代化進程中「開闢新天地」。
但更廣泛的經濟領域大多依然疲軟。失業率居高不下（尤其是年輕人），薪資水平停滯不前。眾多家庭仍因本國房地產市場的長期崩盤而步履艱難，正紛紛削減開支。今年，政府設定了自1991年以來的最低年度經濟成長目標。
急於找人承擔罪責的衝動，在被稱為「扒」（即「剝去」）的病毒式人肉搜索現象中體現得淋漓盡致。近幾個月來此類運動愈演愈烈，成群結隊的「網絡偵探」對那些因學術或事業成就而備受矚目之人進行事無鉅細的背景調查，將他們「扒」個乾乾淨淨，試圖尋找靠關係、造假或偏袒來取得成功的證據。
七月下旬，一位名叫諸葛一楊的29歲博主——波士頓學院博士候選人——在就電影《奧德賽》採訪導演克里斯托弗·諾蘭後走紅。她在網上的眾多粉絲以她為努力與實力造就成功的表率，她在採訪中所提問題的思想深度也廣受讚譽。
然而不久之後，網路上的「深扒」接踵而至，引發了對其播客和文章素材存在抄襲的指控。諸葛女士對部分指控予以反駁，但取消了公開露面，並稱自己已身心俱疲。
通常，這種審視與其說是在揭露不當行為，不如說是在條件反射式地怨恨那些被視為菁英的人——在許多人看來，這些菁英已成為一種經濟的化身，而他們自己的前景在這種經濟中正變得越來越窄。近期遭遇針對的其他目標涵蓋了一名女演員、多位知名醫生，以及一名去年成為首位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致詞的中國籍女性的哈佛畢業生。她在演講中呼籲全球團結，但很快就被指控利用家族特權和關係來助推其學術生涯。
欺詐、裙帶關係和抄襲在中國絕非新鮮事，網民將矛頭對準其認為的不公現象亦是如此。真正讓人感到新鮮的是，在普遍存在經濟焦慮的當下，隨著人們對「誰能出人頭地以及如何出人頭地」的敏感度不斷上升，這種「扒」變得如此自動化且來勢洶洶。
男女兩性之間的對立與怨恨也在加劇。在網絡論壇上，男性抱怨經濟前景惡化所帶來的更多壓力落在了他們肩上。他們強烈抨擊女性主義者，部分人甚至呼籲男性權利意識的覺醒。
這種男性的挫敗感在八月份蔓延到了街頭。據報導，為抗議青年文化的「女性化」傾向，一群群年輕男子聚集在重慶一家管理男子偶像團體的經紀公司辦公室外。在警方拘留其中一名男子後，抗議者在主幹道上遊行要求放人，並對在經紀公司外等候的女粉絲進行追逐、推搡和踢打。部分人還拍下這些女性的照片，用數位技術改成色情圖像並在網上散播。
研究表明，許多中國男性（尤其是資源較匱乏者）在滿足「結婚並成為穩定養家者」的傳統期望方面，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困難。社會通常期望男性在娶妻前必須擁有住房和汽車。對許多人而言，這正變得幾乎遙不可及。
在部分地區，新郎的家庭還可能被要求支付「彩禮」（作為婚姻協議一部分付給女方家庭的錢款）。今年二月公佈的一項針對年輕男性農民工的調查顯示，平均彩禮金額約為13萬元人民幣——大約是受訪者平均年積蓄的六倍。
昔日的獨生子女政策進一步惡化了婚姻前景，該政策加上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導致許多家庭選擇墮掉女胎，從而造成中國性別比例失衡。儘管該政策已於十年前廢止，但根據2020年最新一次詳盡的人口普查，在部分地區，適婚單身男性與未婚女性的比例高達二比一。去年，中國男性總數依然比女性多出近2900萬。
在我兒時的中國，推動其崛起的不僅有工廠、投資和不斷增長的收入，還有一種「水漲船高」的普遍感受。即使部分人致富速度更快，人們也能看到那些成功者，並憧憬著加入他們的行列。他們期待著成家立業，撫養生活注定會比自己更好的下一代。
當今中國令人不安的，不僅在於這些期望正在破滅，更在於「成功」本身成了遭受懷疑和公然敵視的理由：如果我落後了，必定是別人踩著我的利益往上爬；如果我無法滿足社會對男性的期望，那錯的一定是女人。
中國政府擁有掌控經濟和塑造公共生活的巨大權力。但它無法僅憑一道命令就讓國民之間的善意失而復得。
經濟衰退終會結束。但修補不斷磨損的社會結構恐怕將困難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