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場由中共官方的英文媒體《中國日報》組織的、原以為會是愉快的寺廟與工廠參訪之旅，結尾卻讓人有些不太舒服。
與我一同前往中國北方省份山西的這群人，大多是渴望粉絲和免費福利的海外網路紅人，他們被要求站在一條長長的橫幅後面排開，並對著鏡頭齊聲歌唱：「Amazing China, Amazing Shanxi」（大美中國，大美山西）。
我拒絕配合，一臉不悅地冷眼旁觀。不過，回到省會太原的旅館房間後，我卻覺得自己的態度或許太過生硬了：讓一群外國人按照指示對著鏡頭歌頌中國的發展奇蹟，不過是個顯而易見卻也無傷大雅的宣傳小把戲罷了。
況且，老實說，我們參觀的那座十一世紀古剎——以及載我們到那裡的全新高速公路——確實令人讚嘆。
隨後，我的微信收到了一條來自北京一位老朋友的訊息。他是一位律師，為人真誠穩重，長相俊美如明星，總讓我想起電影裡那些「優秀共產黨員幹部」的形象。我已經有三十多年沒見過他了，原本計畫隔天要去拜訪他。
可惜的是，他在訊息中說自己無法依約前往，因為國家安全官員不知透過什麼管道得知了我們的行程，直接找上門，命令他取消這次會面。
瞬間，中國帶給我的不再是驚豔，而是驚嚇。
我曾於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一年間在中國學習古代漢語，之後於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一年擔任駐華記者。在離開這個國家數十年後，我於去年九月返回中國執行為期半年的採訪任務。我對這裡的巨大變遷感到驚奇，如同第一次踏足這片土地的遊客，我被中國高鐵網路、令人目眩的現代都市以及對未來的熱切擁抱所震撼。
然而，我這位老友的訊息卻粉碎了這一切的美好：
「草木皆兵，」他引用這句中國成語，提醒我現今國家安全體系的高度疑神疑鬼——這套體系本身也經歷了劇烈的變化。它現在規模更大、滲透性更強；藉由微信及無處不在的監控攝影機等高科技手段，它擁有對幾乎所有人實施全天候監控的能力。
過去四十年來，中國的經濟轉型無疑是卓越的，而西方媒體所展現的所謂「反華偏見」令中國官員極為惱火。所謂「反華偏見」，指的是那些著重渲染中國經濟成長趨緩的報導——儘管中國經濟仍在成長——以及任何與中國無可否認的成就和魅力相悖的內容。
在中國停留期間，我一直在試圖調和這種拉扯感：一方面，這個國家前所未有的富裕，充滿希望；另一方面，卻又存在著一種脆弱的安全感缺失，彷彿每一株草木背後都潛伏著未知的敵人。
在上海期間，我和妻子常在週末前往市區北部的虹口公園。那裡聚集了許多中老年人，他們自發地聚在一起演唱年輕時的歌曲。他們最愛唱的是愛國歌曲——其中經常能看到一位打扮成卓別林的維吾爾族男子——但這一切都是出於自願參與。
他們歡聚的熱烈氣氛與國家自豪感，看起來完全發自真心。
然而，附近懸掛的一塊官方告示牌，卻為這份無憂無慮的氛圍蒙上了陰影，牌子上警告道：「反間防諜，從我做起」，並附上了「舉報間諜行為」的聯絡電話。
自從習近平於二〇一二年執政並開始收緊跨境資訊流動、築起防火長城以阻斷中國國內民眾連上眾多外國網站以來，針對間諜行為的打擊行動急劇升級。
國家的監控範圍似乎無遠弗屆，普通民眾也隨之調整了因應方式——最明顯的莫過於對待最高領導人的態度。
習近平的身影無處不在，電視上、廣告牌上、報紙和網站的頭版上都有他。然而，在我停留中國期間私下接觸的數百名中國人中，沒有一個人敢公開唸出他的名字。甚至連外國人也常常迴避提及，當他們想指代中國國家主席時，往往只是用手指了指天花板。
我在行程中接觸到的中國人，無一例外地避談政治，只有一次例外：在參訪山西偏遠山區一個毛澤東時代的示範公社大寨時，我遇到了一位狂熱的愛國人士。「到底中國好還是美國好？說實話！」他在讚揚中國領導層、嘲弄美歐之餘，對我大聲嚷嚷道。
沒有人公開表達政治異議，但對經濟的不滿卻隨處可見，尤其是在海南島這樣房地產熱潮戛然而止的地方。一位來自山東的退休老人，傾盡畢生積蓄並負債在海南買了一套房子，隨後該房產貶值了超過三分之一。他告訴我，他那位年輕許多的第二任妻子正以他債台高築為由威脅要離婚。
在上海一座紀念早期革命者的博物館門口，我遇見了一位來自外地的共產黨員和他女兒。當時發生的事，大概是我遇見過最接近公開挑戰當局的情況了。
當這位黨員試圖拍攝博物館入口時，一名警察上前阻止，稱此舉禁止，並對他推搡斥責。他氣得口沫橫飛，痛罵警察是「穿制服的流氓」。我問他發生了什麼事，他引用了毛澤東時代的口號回應，說黨和官員「本應為人民服務，但他們常常忘了這一點。」
他的女兒注意到了狹窄街道上密布的監控攝影機，急忙喝止他不要再說了。
從我在蘇州河畔閃亮的新建高樓裡的公寓步行到最近的地鐵站，短短一百多米的距離內，我數出了三十多個正對著行人的攝影機。地鐵站內還有安全檢查，態度極為有禮的安檢員要求所有乘客將背包放入掃描儀。在他們身後，擺放著一個塞滿黑色警棍、頭盔及其他防暴裝備的器材櫃。一則高檔狗糧廣告旁，則張貼著一張宣傳海報，呼籲警惕未指明的安全威脅。
對所謂間諜的高度警惕，幾十年來一直像咒語般困擾著試圖獲取資訊的外國記者，即使這些資訊極為尋常。
一九八〇年代我擔任駐華記者時，鄰國蘇聯的共產主義體制正走向崩潰，對腐敗和一黨專政的不滿引發了天安門廣場的大規模抗議。在流血鎮壓發生後，官方的報導例行公事地指責外國記者散播「資產階級自由化」並煽動「反革命暴亂」。有兩名美國記者因「透過非法手段獲取國家機密」而被驅逐出境。
今年三月逝世的《紐約時報》資深戰地記者約翰·伯恩斯，曾於一九八六年騎自行車穿越中國腹地時被捕，並被控犯有間諜罪。這些指控後來被撤銷，他隨後被驅逐出境。
我本人則因獲取了標記為絕密的中共內部文件，於一九九一年被驅逐出中國。這份文件詳細記錄了針對被控在內蒙古自治區的蒙古族人中煽動「分裂主義」情緒——這是官方對文化自我意識的隱語——的團體進行的鎮壓。
在那個時代，跟蹤記者的，是些手提裝有相機的挎包的神秘人士。如今，監控者依然存在，只是換上了智慧手機鏡頭和智慧眼鏡。
在那座毛澤東時代的公社大寨，我和一名攝影師全程被步行和乘車的一些面無表情的男子跟蹤。在海南，一名男子從街頭一路跟蹤我們到陽光燦爛的海灘。在我們活動時，他假裝在打電話，卻始終將鏡頭對準我們的方向。不過如今，絕大部分監控工作已交由人工智能驅動的系統完成，該系統會自動針對涉及外國記者等潛在「麻煩製造者」的通訊發出預警。
微信及在中國使用的其他應用程式承諾保護隱私，大多數中國人也十分青睞其帶來的便利。然而，《網路安全法》等法律規定，這些應用程式必須與中國當局共享用戶數據。這使得針對個人的監控變得極為便利，在許多外國記者眼中，這種體驗充滿了數位反烏托邦的色彩。
在迅速意識到透過微信進行的任何聯繫都可能將老朋友置於安全機構的監控之下後，我選擇避免與他們聯繫。但有一位朋友主動與我聯繫，她是一位前高級官員的女兒，在海外生活多年後因公事回國。
當我們在上海共進午餐時，我們敘舊，回憶起一九八〇年代和共同的朋友，他們中幾乎所有人如今都生活在海外。她對電視劇《繁花》讚不絕口。這部三十集的精緻劇集充滿了對中國蓬勃發展的九〇年代的懷舊情緒，那是一個經濟飛速成長、社會相對開放的時期，當時中共放寬了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實施的嚴酷管制。
我們完全避開了過去談話中常出現的政治小道消息。午餐的菜餚十分美味。
當我以學生的身份第一次來到中國時，住在東部重工業中心濟南，那是一座空氣中瀰漫著煤煙味的城市。當時，這座城市仍處於從一九七六年結束的十年政治動盪——毛澤東發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復甦的階段。
當時的經濟一片凋敝。大米、布匹甚至火柴都極度短缺，只能憑票購買。我就讀的山東大學食堂只供應油膩的稀飯和饅頭，稀飯裡漂著幾塊不知是什麼的肉。
《時代》雜誌剛剛將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選為「年度風雲人物」，盛讚他對「一個新中國的構想」。
鄧小平明確表示黨將牢牢掌握控制權，但他為中國未來設計的道路刻意保持著試探性。這被稱為「摸著石頭過河」，這種對不確定性的坦承，讓我的大學校園裡充滿了關於如何實現「富強」中國這一終極目標的熱烈討論。
習近平繼承了這一終極目標，卻用教條式的確定性取代了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倡議。全國上下被要求對習近平思想——他為「新時代」制定的藍圖——表現出「堅定不移的忠誠」，不容置疑。
在我求學時代，山東大學校園是向社會開放的，如今這裡跟中國的其他高校一樣，校園被保安嚴密看守，四處都是監控攝影機。
校園附近有幾座從我學生時代保留至今的建築，其中包括一座由德國人建造的宏偉天主教堂，當年曾被改作倉庫和廠房。後來，這座教堂經過大規模翻修，如今重新用於宗教活動，但只有願意登記並出示護照或身分證的基督徒才能參加。
我第一次從北京搭火車去濟南時，花了好整整一夜。現在只需要不到兩小時。濟南曾經的主要火車站是二十世紀初德國人在市中心建造的一座宏偉的新藝術風格建築，現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位於郊區的一座超級現代建築。
我偶遇了一位老同學。記憶中，他曾是個頗為特立獨行的人。如今，他在上海經商，銷售私人飛機。他懷念那個除了共產黨的權威之外，其他一切都可以公開討論的年代。
他說，雖然不得不時時管住自己的嘴，令人遺憾，但與中國在許多其他方面發生的積極變化相比，代價不算大。
在濟南，我去拜訪了一位熟人的墓。學生時代，我常去找他，因為他對中國那段如今已被壓抑的歷史有切身的了解。我稱他為「老溫」，但他的真名是詹姆斯·溫納瑞斯。他曾是一名美國士兵，在1950年至1953年的韓戰期間被中國軍隊俘虜後，選擇留在俘虜他的人身邊，後來被安排在濟南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打成美國間諜，失去了工廠的工作，被派去拉板車。他當時的中國妻子——他三任妻子中的第二任——迫於壓力與他離婚。
當我在一九八〇年認識他時，他剛剛獲得平反。他有了新妻子，並在大學裡找到了一份教英語的新工作。為了避免再捲入麻煩，他在校園的公寓裡貼滿了毛澤東和華國鋒的畫像。華國鋒是毛澤東去世後接任的中共中央主席。
當我告訴他，華國鋒像突然從我的教室裡消失時，他大為驚恐——這是華國鋒也已被清洗的明確信號。
「這一切真他媽的讓人摸不著頭腦，」他嘆道。老溫於二〇〇一年在濟南去世。
他的兒子移居美國後，出資為他修建了一塊大理石墓碑，墓地位於濟南郊外一處寧靜的新公墓。墓碑上的金色英文銘文寫道，他並未離去，「只是消失了」。背面的中文銘文則稱他是一位「熱愛和平、熱愛生活、熱愛中國人民的美國人」。
至於他生前遭遇的種種磨難，隻字未提。
籠罩著中國諸多過往的沉默，在天安門廣場達到了令人膽寒的高潮。我上一次來到這裡，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深夜至四日清晨，當時軍隊大肆開槍，從抗議學生手中強行奪回了廣場。
到一九九一年我離開北京時，天安門周圍的道路都已重新鋪設，抹去了坦克履帶留下的痕跡。廣場重新變回了公共空間，滿是放風箏和帶著孩子玩耍的民眾。
如今，這座中國首都的核心公共廣場不再是像莫斯科紅場或倫敦特拉法加廣場那樣令人放鬆的去處，而變成了一個僅限預約的死寂之地。未經許可嚴禁放風箏。所有訪客——主要是來自外省的國內遊客——都必須接受嚴格審查。
在今年一月前往遊覽之前，我和妻子必須提前透過微信提交申請。獲得批准後，我們在三個配備了機場級安全檢查設施的檢查站排隊等待了兩個小時，出示了護照和電子預約通知。
在最後一道檢查關口，一名安檢員盯上了我妻子攜帶的一支筆，堅稱筆芯裝有紅墨水，而紅墨水是被禁止攜帶的。她沒有解釋原因，但在一九八九年學生抗議期間，曾有人向面對廣場的那幅著名的毛澤東畫像潑灑紅色油漆。安檢主管最終拿這支筆在紙上試寫，確認墨水是褐色而非紅色後，才放我們通行。
如今離開中國後，我常常感到困惑：一個自豪且擁有核武器的世界大國，究竟為何會害怕一支裝有紅墨水的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