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革命時期，英國政府曾頒布法律禁止勞工階級刊物，因為他們深知文字的力量。那些在逆境中奮鬥者的詩歌與文章，往往能帶來巨大的鼓舞。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工人文學」──這個由零工經濟從業人員和工廠勞工所創作的文學體裁，正日益受到歡迎，然而，它也面臨著政府日趨嚴格的審查。今日，我的同事莊妍（Yan Zhuang，音譯）撰文，深入探討中國工人詩人必須謹慎拿捏的微妙界線。
「我是中國工人」
莊妍
在我定居的首爾，深夜在類似韓國亞馬遜的購物平台上訂購商品，隔天清晨七點前就能收到包裹送達家門，這已是稀鬆平常的生活模式。正是零工經濟的蓬勃發展，造就了這種令人咋舌的便利，而我們許多人的生活都離不開它。
然而，在全球各地，這種極致便利背後所需付出的人力成本，正變得日益顯著，難以忽視。為了更深入地了解這種代價在一個國家具體的呈現樣貌，我近期開始關注中國日益豐富的農民工文學作品，包括書籍、散文與詩歌。
這些以工廠車間以及近年來零工經濟最前線為靈感來源的故事，揭示了超過四億從農村移居至北京等大城市謀生的勞動者的艱辛現實。隨著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遞》與小海的《南方漂流記》(Adrift in the South)等作品推出英文版，這些文學作品已開始吸引國際關注。
對包括我在內的許多讀者而言，這類作品的吸引力在於能讓我們一窺那些無所不在卻鮮少能發出聲音的工人群體的真實生活。而對部分中國讀者來說，這種好奇心之中，還夾雜著對自身未來的擔憂。隨著中國經濟陷入停滯，就業機會減少，「努力工作就能換來美好生活」的堅定承諾，正變得愈發不可靠。
這類文學體裁的走紅，意味著它獲得了中國官方文學界的更多認可。但這種認可，同時也伴隨著國家管控的加強──畢竟政府一向將文學視為政治工具，且對工人透過訴苦來揭示階級差異所潛藏的力量，始終保持警惕。
曾經的社會主人
工人階級文學在中國擁有悠久的歷史。在毛澤東時代，國家視工人和農民為社會的主人，並鼓勵他們「憶苦」（講述過去的苦難經歷），藉此培養階級意識，鞏固對共產黨政權的忠誠。
然而，今日書寫自身經歷的工人們，其社會地位已遠不及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前的時代。「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勞動階級被奉為國家的主人，」麥卡萊斯特學院教授、中國文學專家楊欣（音譯）指出。「然而在如今新的社會經濟秩序下，工人已淪為社會底層。」
部分作品展現了被工廠繁重勞動所吞噬的絕望與無助──例如二十四歲的富士康工人許立志，他在二〇一四年跳樓身亡後，其詩作被廣泛傳閱；另一些作品則呈現出相對樂觀的基調，記錄工人們如何在非人化的勞動環境中堅守人性──例如五十六歲的外送員兼詩人王計兵，他在七月榮獲了中國最負盛名的文學獎項之一：魯迅文學獎。
關於尊嚴與堅韌──但並無體制批判
王計兵的獲獎，標誌著該文學體裁迄今為止所獲得的最高官方認可。中國官方媒體廣泛讚譽這項成就，認為這體現了文壇格局的轉變，即出版機會不再僅限於精英階層。
但受訪專家同時指出，王計兵的詩歌，正是政府樂於推廣的那種在政治上無害的工人敘事。王計兵在詩中表達了希望人們記住他的名字，而非僅稱他為「那個人」；他描述了總是試圖從每一分鐘裡再多擠出一秒鐘的辛酸體驗。他的詩作展現了尊嚴與堅韌的基調，但並未聚焦於不平等的現象，也沒有對現行體制提出任何批評。
數十年來，工人文學運動透過寫作社團自然發展，並主要依靠網路空間進行自費出版。專家表示，政府將其納入主流出版體系的舉措，將為創作者提供更多機會，但這些機會預計大多將會傾向於符合官方宣傳導向的作家。
儘管如此，政府對這一文學體裁的塑造，恰恰印證了這些故事在經濟不確定時代所引發的深刻共鳴。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文學系中國研究教授朱萍表示，對某些讀者而言，一旦將來遭遇不測，他們可能就會過上這些作品中所描繪的生活。
最後，我想摘錄幾行我喜愛的小海的詩。作品鮮明地映照出支撐中國崛起的勞動者的真實處境：
我是一名中國工人
在鋼筋水泥的欲望大樓裡圈養著我們的廉價青春
春夏秋冬的變遷不屬於我們
糧食和蔬菜也不再需要我們關心
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將Made in china的神秘字符
瘋狂流淌到四大洋和七大洲的每條河流與街道的中心
——《中國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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